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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中國政府將“一帶一路”作為未來十年中國對外經貿投資布局的重點，以及實現新常態之下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重要抓手。作為“一帶一路”策略實施的金融支持機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與絲路基金的設立、治理機制與運作方式也備受關注。不能否認“一帶一路”的潛在巨大收益，同樣不能忽視潛在風險。梳理“一帶一路”背后的風險，有助于決策者更加有的放矢與可持續地推進該戰略。
風險一：投資收益率低
“一帶一路”戰略面臨的潛在風險之一，是相關投資收益率偏低。眾所周知，“一帶一路”戰略所帶動的投資，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國際基礎設施投資領域，而大多數基礎設施投資都具有投資收益率偏低的特點。
中國經濟過去30年高速增長的背后，有著長期、持續、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的支撐。為什么投資收益率很低，但中國的基礎設施投資還能維持高速增長呢？
第一，在某種程度上，基礎設施屬于公共產品，具有正外部性的特點，因此，中央政府愿意將財政資金投入到這一領域；第二，一旦基礎設施建成投入使用，那么基礎設施周邊的土地通常會顯著增值，這會使得進行基礎設施投資的地方政府從中獲得不菲收益，正所謂“堤內損失堤外補”。
上述兩種機制在一國內部適用，在國際上卻未必管用。例如，盡管基礎設施投資能給沿線國家帶來巨大收益，但中國政府能將很大一部分財政資金長期花費在中國境外嗎？將這部分資金用于中國的中西部，豈不是更具合法性？作為境外投資者，在進行基礎設施投資后，能要求東道國政府將基礎設施周邊土地的增值收益轉讓給自己嗎？當地民眾的抗議浪潮是否會風起云涌？
風險二：投資安全挑戰大
“一帶一路”戰略面臨的潛在風險之二，是投資安全面臨較大挑戰。從目前“一帶一路”所涉及的國家來看，可謂經濟發展程度、政治體制、文化歷史、宗教狀況千差萬別，這一區域既是地緣政治沖突的熱點地帶，也是全球主要政治力量角逐的焦點區域。這就意味著，中國通過“一帶一路”戰略而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將在投資安全方面面臨很大的挑戰。
假如東道國發生劇烈的政權更迭，新政府上臺后是否可能實現外國投資的國有化？假如兩國之間發生戰爭，戰爭一旦摧毀了相應基礎設施或廠房，誰來負責賠償？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有個別國家有著長期且經常的主權違約記錄。即使該國政府對特定項目進行了政府擔保，但如果政府再次宣布違約，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安全如何保障？
值得指出的是，國家開發銀行與絲路基金面臨的違約風險要顯著高于亞投行。這是因為，相關經驗表明，東道國對多邊機構的違約成本很高。換言之，通過多邊機構進行投資的安全性可能更高一些。
風險三：政府出資不確定
“一帶一路”戰略面臨的潛在風險之三，是私人部門與境外主體出資有限，從而使得中國政府不得不成為主要的出資者。私人主體的決策是市場化的，是否投資主要看收益與成本。“一帶一路”相關基礎設施投資的收益率偏低，且海外投資安全可能得不到保障，在這一前提下，即使中國政府在這一過程中努力推動PPP，私人主體也可能對此缺乏興趣。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主要是發展水平較低的新興市場國家或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自身原本就缺乏充足的資金用于相關投資，這也是為何亞洲存在巨大的基礎設施投資缺口的根本原因之一。而如果私人部門與境外國家不能投入充分的資金，那么出資的責任就會落到中國政府頭上。國家開發銀行、亞投行與絲路基金的投資，可能成為“一帶一路”戰略的主要融資來源。
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高達3.8萬億美元。很多觀察家認為，當前外匯儲備投資收益率偏低，通過“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能夠實現中國外匯儲備投資的多元化，進而提高外匯儲備投資的收益率。
然而，這一觀點可能忽視了一下兩點：第一，“一帶一路”相關投資的收益率可能并不高、投資安全可能面臨較大挑戰，因此相關外匯儲備投資的收益率可能不升反降，風險可能不降反升；第二，隨著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的消失以及中國央行加速開放資本賬戶，中國的外匯儲備存量未來可能持續下降，在特定情形下可能下降很快。中國政府究竟能將多少外匯儲備投入“一帶一路”戰略，事實上存在較大疑問。
風險四：經濟結構難調整
“一帶一路”戰略面臨的潛在風險之四，是可能妨礙而非加速中國經濟的結構調整。目前有一種觀點認為，輸出過剩產能是中國推進“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目的。筆者對此表示懷疑。過剩產能如何輸出？是要在國內繼續大量生產鋼鐵、水泥、電解鋁、聚氯乙烯（PVC），再將這些產品出口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嗎？還是由中國的鋼鐵、水泥、電解鋁、PVC企業在沿線國家進行綠地投資，建立新的工廠？如果是前者，則面臨著相關產品都屬于體積大價值低的商品、運輸成本很高的問題；如果是后者，這與其叫作輸出過剩產能，不如稱之為幫助沿線國家構建其自身產能。
退一步說，即使“一帶一路”戰略能夠幫助中國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國內相關產業能夠重新步入繁榮，但中國的資源、能源、環境能夠再度承載這種發展方式嗎？中國經濟的結構調整，是否會如同4萬億元一樣，再次被“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所打斷？
風險五：加深對中國的誤解
“一帶一路”戰略面臨的潛在風險之五，是可能加深而非緩解沿線國家對中國崛起的疑慮。大量的國際經驗表明，獲得投資的東道國未必會對投資來源國感恩戴德，而是會加劇對來源國的疑慮與抵制。出錢未必能辦好事，這是中國政府應該高度重視的問題。
有人將“一帶一路”戰略比喻為中國版本的馬歇爾計劃是很不恰當的。其一，馬歇爾計劃的實施與美國與蘇聯的對抗密切相關，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其二，實施馬歇爾計劃的美國當時在全球占據絕對主導地位。因此，所謂中國版本的馬歇爾計劃的提法，很容易陷中國政府于被動地位。同理，通過“一帶一路”戰略來輸出過剩產能的提法也是非常不恰當的，這很容易引發東道國的反感情緒。這就意味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還需要很多相關工作的配套，這些工作需要體現中國的軟實力乃至巧實力。
厘清并正確面對上述風險，有助于中國政府更加順利與可持續地推進“一帶一路”戰略。例如，如何通過相關交易安排與項目設計來提高基礎設施投資的回報率？如何加強與東道國的雙邊合作乃至通過多邊合作渠道來保障投資項目的安排？如何在投融資領域吸引私人部門與沿線政府的參與？如何通過“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來推進中國國內結構性調整？如何通過“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來切實改善中國與沿線國家的全方位關系？決策者應清醒地認識到“一帶一路”戰略的出臺以及亞投行的成立，僅僅是一系列挑戰的開始。
（作者張明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投資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