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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记者是新闻媒体行业中最危险的工种之一。据“记者无国界”组织的统计，2017年全球至少有65名新闻工作者因工作原因遇难，其中有35人死于战争冲突区。
对于曾在战地采访的中国记者而言，他们面临过的最大风险包括交火中的流弹、在收复区中未清理的爆炸装置、恐怖分子袭击以及当地武装的扣押。
4月19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东亚地区代表处在北京举办首届国际人道法与危急局势中的记者保护媒体沙龙，曾赴战地采访的新华社和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记者分享了各自的战地经历。
在叙利亚驻站两年半的新华社记者杨臻说，在他前往叙利亚之前数月，一名增援报道叙利亚大选的埃及籍同事就因脑部中弹、重伤不治去世。
在此前的采访中，杨臻称自己在叙利亚最危险的一次遭遇是一架直升机低空掠过，在距离他们一公里左右的地方投下了一颗炸弹。爆炸现场腾起了约10层楼高的蘑菇云，“法新、路透的记者说，你们保重，我们撤了”。
CGTN记者孟庆生则回忆了今年初前往伊拉克对雅迪兹人居住地采访的途中，开车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路上行进、经过“伊斯兰国”（ISIS）潜伏基地时的忐忑心情。
关于战地记者的人身安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法律传播官员刘欣燕表示，根据国际人道法规定，身处武装冲突区工作的记者，只要其行动符合平民身份，就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
刘欣燕介绍，ICRC为从事危险报道任务的记者开设了24小时热线：+41 79 217 32 85。当进行报道的记者被俘、拘留、逮捕或者失踪时，记者的家人、记者所属部门编辑、记者所属国家新闻协会均可拨打热线求助。
对于失踪的记者，ICRC将从冲突各方和其他渠道打探其下落；对于被关押或拘留的记者，ICRC将请求相关方允许该委员会代表进行探视，必要时邀请医生陪同前往。
2011年8月，利比亚反对派武装全面控制首都的黎波里并开始全城搜捕卡扎菲。当时有30多名国际记者被困在的黎波里的里克索斯酒店中，其中包括五名中国记者。
新华社曾驻利比亚记者刘万利在反对派破城的第二天进入的黎波里。刘万利指出，按照卡扎菲在位时的规定，记者采访需要得到卡扎菲政府的许可，而看守酒店的士兵在没有政府指令的情况下不能让记者随意活动。
反对派破城之后，卡扎菲政府高官忙于逃散，负责看守的士兵没有得到撤离的指令、无法释放酒店内的记者。除此之外，刘万利表示当他进城之时，的黎波里正在进行巷战，对于看守酒店的政府军士兵来说，酒店里的国际记者也是他们谈判的筹码。
由于酒店内没有食物和水，各国政府急于救出被困记者；各方都需要一个中立代表进行谈判，最终由ICRC承担了中间人角色。在ICRC的斡旋下，被困的30多名记者得以平安获释。
刘万利说自己当时住在里克索斯酒店附近的另一个酒店，他采访回来后看见获释的各国记者在酒店大堂内“大哭”，“我们看着也挺伤心的，因为我们很理解他们的遭遇”。
刘万利表示，由于ICRC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获得了冲突各方的信任，“我们有时采访宁可坐ICRC的平民车，也不愿坐政府或者反对派的装甲车，因为跟着ICRC更安全”。
曾经在马里等国工作过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传播主管瓦莱里·姆鲍·纳纳同时也提醒记者，在前往高危地区采访之前要充分了解潜在风险。为了确保ICRC员工和包括记者在内的平民安全，瓦莱里曾前往阿富汗塔利班的驻地与相关人员商谈。
虽然有过协助被绑架平民成功获释的经验，瓦莱里强调，能否协助被绑架的记者获释要取决于具体情况，不利条件包括“记者进行危险的交涉、或者有严重的政治倾向”。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立于1863年，是一个中立、独立的组织，其职责是保护和帮助受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影响的人。在国家间发生战争时，《日内瓦公约》赋予了ICRC无限制开展人道活动的权利；但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ICRC只能在有关政府官方明确许可时方可采取行动。
（来源：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