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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身兼记者和富二代双重身份的王大骐萌生了一个想法：写一本关于“富二代”这个群体的书。他的动因有好几重，其中既有了解研究这个特殊群体的意愿，也因为自身的苦恼。
“富二代”，各国都有，在中国似乎最为特殊。“富二代”已成一个标签，而世人对这个群体实际上误解很多。
80后的富二代群体，现在平均年龄已到30岁左右，即将步入壮年。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正在自我觉醒，走出阴影青春，开始人生突围。由于他们掌握了普通人所不能企及的社会资源，其中很多人甚至直接继承父辈的权杖，总之由于他们对中国社会的特殊影响力，他们是一个无法不被重视的群体。他们不仅事关中国经济的走向，甚至事关整个中国社会的走向。
大众媒体在公众中建构的“富二代”形象，往往与豪车、奢靡、蛮横相结合，他们引发的争议使得“富二代”被贴上某种固化的标签。如今人们提起这个词，常常带着贬义。
2015年是中国经济大拐点的一年，也意味着许多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命运的拐点，而不再是此前30年总体一路向上的单边上涨态势。富二代这个群体也相应地发生分化。
在《第一财经日报》着手对富二代进行报道的时候，王大骐的新书《财富的孩子》也出版了。本报记者与他，以及许多别的富二代进行了深入交流，试图为这个特殊群体留下一幅时代的画像。这个群体复杂多元，然而又有若干共性的线条。
王大骐
非典型青春
王大骐的青春回忆，在外人看来极其色彩缤纷，但他自己感到的，却更多是沉重的压抑。为什么出生在如此完美的家庭，自己却感觉到并不开心，这是驱使他去写作的原动力之一。
历时两年，王大骐采访了与自己背负着一样宿命的同龄人，在写下他们真实经历和想法的同时，也想由此出发，寻找困惑自己多年的答案。
实际上，富二代们的青春并不是只有光鲜的一面，有时往往相反。
与那些在父母关切的目光中成长的孩子相比，许多“富二代”，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寄养于国外，即便是那些留在国内的孩子，想要像普通家庭一样和父母沟通与相处也十分困难。因为过于危险、代价太大，很多“富二代”都自有主张，但不敢彻底反抗父亲。
固然有一些富二代可以向同学炫耀，但真正举足轻重的富二代，有些在小小年龄就需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刻意保持低调，甚至封闭。例如一位福布斯排行榜上的服装富豪的儿子，在上海上中学时，整个年级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真正的身份，而他也刻意跟同学们保持疏远，并保持着一丝警惕和戒备。
由于父母工作太忙没有时间，金钱成了他们的保姆。
社会学家郑也夫教授认为，在这个文化受到涤荡的时代，生活在富贵家庭并非幸事，这些富二代其实在为人类做一个实验：我们每个人都有抵御匮乏与贫困的能力，这是从祖先身上继承而来的，但我们人类没有继承到在巨大财富的包围中适应与抵抗的能力。正如孟子所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富二代从小便生活在极大富裕、满足之中，只会失掉正常的情致，缺失普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对饮食男女的抵御能力。中国如今是一个缺少约束的社会，缺少传统文化中有关人对于自己的克制，使得富二代陷入了无法认清自我的困境。
王大骐用生物学的角度去解释自己的境遇：父亲是群落里最凶猛的雄性，会压制群落里其他的雄性，很不幸，也包括自己的儿子。在宾朋满座的宴席上，父亲曾当面毫不留情地数落王大骐，说他是个“废物”，让他羞辱得泪在眼眶里打转，只能用湿巾挡着眼睛，身体不住地抽动。
配角的悲哀笼罩着王大骐，他常觉得自己是一个附庸、陪衬。“人们总会问我，会不会接父亲的班，这个问题挺无聊的。”王大骐说，抗拒父亲、逃离父亲的势力范围，才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
富二代们所经历的，是一场非典型青春，这样的生长环境实在太特殊了。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第一代的强人们已经老了，他们似乎逐渐变成了弱势的一方——乞求子女能接班。
“如果儿子不接班，那么我这一辈子就白干了。”
而接班，往往是下一代最不愿意的事情。
交班成了每个企业家在人生的最后关头必须回应的一道考题、是他们无法躲避的痛点。
证明自己
80后的富二代群体，现在平均年龄已到30岁左右。随着年龄增长，富二代们也在发生分化：很多人沉沦了，在啃老族的方向上越走越远;一部分则走入成长通道，逐渐担当大任，有一些更是越来越精英化。
事实上，富二代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大部分都曾在欧美留学。他们对商业和经济的理解，已经远超他们父辈的当年。对家族传承、自身管理、社会责任，很多都有自己的想法，与外界所传大相径庭。
王夏(化名)是《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所采访的富二代接班人当中，比较有典型性的一个。
苏南一代草根企业家的笑容，往往给人感觉既淳厚，又带有一丝狡黠。王夏老家在无锡江阴，虽然是美国“海归”，但他的言谈笑貌，仍然还有故乡的气质：既淳厚又带有一丝狡黠。他的生活比较奢华，开兰博基尼跑车(“scc”会员)，住高档别墅，但工作也跟父亲一样努力。他父亲所开创的事业是一个机械加工制造企业，近些年来，长三角一带用人成本急剧上涨，企业盈利不像以往那么容易。王夏考虑的问题，是逐步用机器人系统对传统的人工进行替代，但跟美国、日本的同行相比，这反倒是中国的相对劣势，他为此感到忧心。
如果说接班的企业处于不景气周期，富二代们面临的压力显然更加严峻。《财富的孩子》一书主人公之一李斌，在房地产行业，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全副披挂的战士，个中艰辛自不待言。房地产行业显然已经属于产业生命周期的后半段，所以李斌也想寻求新的突破。他的叔叔是当地有名的河豚大王，做得一手美味绝伦的好河豚，李斌现在的梦想，是希望能把河豚产业运作上市。
富二代创业者们，许多更愿意从事很新、很酷的行业。
孔尧的父亲是服装行业一位重量级人物，但他并没有追随父亲的脚步，在服装行业再起飞，而是独辟蹊径，创办了“明机器人”，开发通过机器人实现的视频系统。他公司的装修设计风格，自由、活泼、现代，门口醒目地贴了一副对联：今天你对我爱答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在受到许多投资人的挑剔之后，他用这句据说是马云说过的话来自励。
“我的生活比较节俭，没什么不良嗜好，车子也只是辆普通的奥迪A4，不过最近还是忍不住订了一辆特斯拉，因为特斯拉实在是太有互联网精神了，跟搞高科技太般配了。”孔尧笑道。
市场经济不是请客吃饭，在残酷的竞争中胜出，靠的是铁和血。很自然的，富二代当中也涌现出一批极具进取精神的工作狂。
富二代们许多在搞投资，显然，这种工作状态跟父辈们搞实业相比，没那么辛苦，闲适得多。但仍有不少人拼搏到底。中国一家影视巨头的二代，据朋友说每天能看到七八个项目，从早忙到晚。
孔尧每天睡觉很晚，花4个小时时间浏览全世界的科技博客，希望对全世界高科技创业的最新进展了然于胸。
很多人自然而然地会跟自己的父亲比较，因为这么现成的标杆就摆在面前。而许多父亲会感慨：你比我这个年龄的时候更牛。
价值观之惑
中国有句老话：富不过三代。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经验总结。
眼下的许多富裕家族，也未必逃得过这个魔咒。大浪淘沙，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看，道统法统稳定者才能长存。
更加明确地说，财富是脆弱的，价值观的稳定继承才会让事业和财富永葆青春，这一点在当下的中国，显得尤其艰难。而发达国家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
王大骐表示在写作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与富二代探讨他们与父亲的关系，以及家族的传承问题。他说：富二代们其实很少思考有关人生这样的命题。他们大多逆来顺受地接受父亲的安排，沉浸在看不见的痛苦中，又很少反思如何摆脱这样的困境。而一代企业家如今正面临着高度淘汰的时代，如果二代不接班，不将企业转型，父辈乃至整个家族也将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何来传承?
采访中，常州一位从事制造业的民营企业主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有一个好项目，你可以干，现在我周围朋友的富二代当中，问题少年实在太多，你要能搞一个矫正项目，我给你推荐客户。”
当然，价值观迷茫不是富二代群体所独有，而是目前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
尽管如此，已经有许多人在努力探求。
富二代接班后的管理方式，跟第一代往往有很大变化：更加制度化，不过多依赖人际关系，不容忍创业老臣的商业腐败(父辈往往默许)。
孔尧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他所继承的最主要的家庭价值观是“达则兼济天下”，要胸怀一种更广大的社会责任。而他自己也身体力行，支援许多贫困儿童接受教育。
本报记者向王大骐提出这个问题时，他沉默了一会儿，最后梳理出从他曾祖父以来整个家族一直在干的事业，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行道”，以知识分子的力量教化社会。
在王大骐看来，中国人对财富的探讨远远不够，大多数的人没有停下来审视自己和财富的关系，对财富的理解还很幼稚。
财富是否应该得到传承?王大骐曾与自己的母亲和弟弟探讨这个话题。在西方，财富传承被认为是不利于社会进程的，财富的真正目的是帮助社会配置资源，而非传承。王大骐认为，当财富上升到一定数字时，它便变成了社会的资源，拥有了财富的人，就肩负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但在中国，许多人只是单纯地继承了金钱，还没有这一层的意识。
然而，一切终将有所改变。《了不起的盖茨比》曾描绘美国起于爵士年代的暴富阶段，但在那之后整个社会经过了漫长的沉淀，人们对财富有了较为理性和全面的认识。中国也不会例外。王大骐希望，他的书像一棵树，再加上他自己的想象，映照出整片原始森林，从而反映出在一个价值观崩溃、信仰缺失的时代，一群人看似同样迷茫和麻木，却是在努力寻找幸福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