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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底，湖北省武汉市发布出现“异常肺炎”的通知，这是中国第一份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公开报道。当时，由于这是一种新的疾病，所以并没有立刻被确认为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疾病诊断的工作就像侦探破案。医疗专家将病人病症与已知疾病相匹配。然后，医生给出一个“鉴别诊断”列表，进行测试以确认或否认表上的某些诊断。
当某样病症与已知病症都不相符时，它可能是一种新的疾病，也可能是某种已知疾病出现不同寻常的症状。一般来说，它更可能是已知疾病的不寻常表现，而不是一种新疾病。
为了说明医生们面对一种从未见过的新疾病时的困难，我们可以看看1956年出现在日本的水俣病（一种神经系统疾病）。
1956年4月，日本医生首次诊断出一个神经系统出现异常症状的孩子。几天后，孩子的姐姐也受到了感染。医生向当地卫生部门报告了此事，成立了专门委员会来调查此事。
起初，人们认为这是一种传染病，村子很快被隔离。还有报道称猫也得了此病。直到1956年11月，人们才发现病因是由于村子上游一家工厂排放废物中的汞污染所致。
1982年我在纽约工作时，艾滋病（AIDS）第一次出现在大都市。那时它还不叫艾滋病，因为是一种未知疾病。起初，医生们只是注意到一些通常不会影响人类的生物体的不寻常感染。
第一例艾滋病病例报告于1981年6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一度称其为“4H疾病”，因为它主要感染同性恋、吸食海洛因者、血友病患者和海地人。当时，媒体称之为“同性恋免疫缺陷”。直到1982年9月，美国疾控中心才正式将其命名为艾滋病。但是，给同性恋造成的伤害已经难以逆转。
现在，我们看到同样的事情正在发生。因为在武汉发现了第一例已知新冠肺炎病例，新型冠状病毒就被政治化以污蔑中国人。
这次疫情让我们懂得，世界人民应该团结。追究疫情发生的责任无助于解决危机。遏制病毒传播和找到治愈方法的国际合作才是答案。
正如16世纪英国作家约翰·多恩所写:“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试想一下，富裕国家控制住了新冠病毒，而贫穷国家却得不到任何帮助。全球紧密相连，病毒还会传回发达国家。
中国开始向海外运送医疗用品和设备来帮助抗击新冠疫情，这却被怀疑别有用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向亚洲提供了大量的粮食援助。试问这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还是出于软实力的野心？美国1961年成立的和平队(Peace Corps)也面临同样的疑问。
与其相互指责，世界各国必须携手合作。
如果我们不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人类一定会重蹈覆辙。这将是对全世界人民的极大伤害，也是对那些死于新冠肺炎的人的侮辱。
关于作者：Ronald Ng是一名新加坡血液学家，曾在香港大学和伦敦大学担任医学讲师。文章不代表《中国日报》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