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暌违五年，刘震云推出新作《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这一次，主要人物从一个变成了四个，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四人不一个县，不一个市，也不一个省，更不是一个阶层；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八竿子打不着的事，穿越大半个中国打着了。
但刘震云说了，故事的主角并不是这显见的四个人，主角是谁呢？是全程没出场的吃瓜群众。古人讲“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宴宾客，眼看它楼塌了”，现在我们讲“吃瓜”，不管戏台子本身在不在，有吃瓜群众就证明眼前的大戏接连不断。
关于文学，刘震云也有自己的逻辑。大家都说文学是对生活的反映，如果是这样，我们看生活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看文学？一定是因为文学里有比生活中多的东西。《我不是潘金莲》里的李雪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里牛小丽，生活本身是把她们抛弃了的，是作者把她们从泥泞里重新拉出来，把她们的心事从头至尾哽哽咽咽地讲一遍。于是，文学从被生活忽略的地方生发出来了，从生活停止的地方开始了。
以下文字整理自刘震云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读书会上的演讲，内容有删减。
刘震云的上一本小说是五年前的《我不是潘金莲》。
我其实不是个幽默的人
刘震云：“吃瓜”这个词是网络用语，“吃瓜”怎么跟围观和看热闹这件事联系在一起，一开始我也搞得不是特别明白，但是刚才我随着大家吃了这块瓜，我才悟出来了，那是因为吃在嘴里甜在心里。西瓜在唐朝的时候从埃及经过中东传过来的，证明从唐朝、宋朝，包括唐朝之前其实吃瓜就存在，可能唐朝之前吃的是黄瓜和香瓜，但是不影响他们吃瓜的心情，不影响他们围观和看热闹的爱好。在古代，最著名的吃瓜语言是“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宴宾客，眼看它楼塌了”。戏剧在舞台上确实现在已经没落了，但是惊心动魄的大戏搬到了生活中，有吃瓜群众，有围观和看热闹，那是证明了生活中的大戏接连不断。区别是深陷其中的可能会痛哭失声，起高楼和宴宾客的时候非常兴奋，但是楼塌的时候，一个楼接着另外一个楼，这个家族马上就没有了。吃瓜群众跟他们的心情正相反，起高楼和宴宾客的时候，围观和看热闹的群众是会厌烦的，但是楼塌的时候确实乐不可支。
一开始不叫《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这个名字，起了好几个别的名字，出版社最终选择了《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觉得这个标题有一些调皮、有一些幽默、有一些未知数。他们把这个“儿女们”理解成吃瓜的群众，但是看了书之后，会发现吃瓜群众并没有出现。没出现本身会是一种幽默。
说起幽默，其实我在生活中不是一个幽默的人，而是一个非常沉闷的人。像这样的场合，包括泛泛之交，大家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和气的人、说话有意思的人，其实跟我接触比较多的人，包括家人都知道其实我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刚才我还跟金大姐、黎社、安总说，我的责任编辑张薇，在我出书的阶段，一天起码要挨两次我的训斥，但是这个小姑娘涵养比我好，她的回答总是“我错了”。有时候我什么都还没说，她就说“我错了”，那她到底错哪了？他们总结说张薇确实让我给培养起来了。这也是生活中的一种幽默。
具体到文学作品中，幽默一般体现在故事的架构和人物的架构上，也就是小说的节奏上。当你的节奏已经很幽默的时候，你的语言千万不要再油嘴滑舌了，越质朴越好，它们之间会出现一个对比和映照的关系。像《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里面，结构的幽默是处于第一位的，有时候在情节和细节里也有结构的幽默。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刘震云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11月
已经看过书的朋友肯定知道最后一章是正文，里面写了一个人物叫马忠诚，他是一个市环保局副局长。本来是个科长，当不了副局长，自己也认为这辈子就是一个科长，所以他的工作态度、人生态度和生活态度就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没想到缺一个副局长的时候，其他可能成为副局长的人打成了一锅粥，当这锅粥烂了的时候，锅外的马忠诚倒成了副局长。
成为副局长之后接着又是国庆节，一家人非常高兴，说双喜临门，出去旅游。到哪旅游？去海边，在海边游泳了，滑沙了，坐了翻滚过山车了，接着吃皮皮虾的时候收到一个微信，说老家的单位让他回去值班，因为值班的人老娘去世了。所以一家人仍然在海边旅游，马忠诚一个人开车往家走，当他到了省城火车站的时候，离开车还有三个小时。路边有人劝他去洗个脚，马忠诚说不去，经过三次劝告，最后那人说了一句话：“大过节的，大哥你怎么就不听劝呢？”他一想确实，大过节双喜临门，洗个脚应该的，三个小时就洗了个脚。洗脚的过程中，洗脚的女的引诱他出现了那种事，一出这个事门开了，来了四个警察把他和另外两个洗脚的都带走了。
但是没有带到派出所，带到了车站的联防大队，他说：你们不是警察，你们是联防大队，你们没有权力拘留我。他们说你不要着急，这是第一站，接着会给你送到派出所的，拘留半个月，通知你的单位，通知你的家属。马忠诚想，要通知家属事还小，如果通知单位，刚升副局长马上就被撤职就成了笑话。所以他就求他们，能不能换一种处理方式，比如就在这儿罚款把我放了，对方说你以为我们做买卖呢。接着就要送到派出所，他就抱着桌腿宁死也不走。一个联防队员说看他这个怂样，要是真给他处理了，说不定他跟上吊。他马上配合着说我一定上吊，接着就把他钱包里的钱全部当罚款交了。
当他又来到车站的时候就想，是洗脚屋害了我，也是我害了洗脚屋的人，我要是不洗脚，那两个女士也不会被弄到联防大队去，说不定她们也被罚款了，要不然就转送派出所了。他就又到了洗脚屋，扒着墙角往里看，发现洗脚屋还在开着，刚被罚款处理过，怎么还敢开呢？他觉得这里面有蹊跷，又碰到了到广场叫他洗脚的人，他就追上这个人，说我给你300块钱，你告诉我一句话，这是不是个圈套。那个人接了钱，告诉他这叫“钓鱼执法”。马忠诚想：这事情太荒诞了，事情荒诞不叫荒诞，但是把荒诞当事情做，当工作做就叫荒诞。话又说回来，要感谢荒诞，如果他们真是秉公执法，我现在已经在拘留所了，接着就身败名裂和家败人亡了，恰恰是他们钓鱼执法，所以才把我给放出来了。
接着他又想，联防队员拿这些罚款干什么用？拿回家过日子，老婆拿着钱到街上去买切面，真要感谢联防队员的老婆和他们家的切面，先给了洗脚屋的活路，又给了我马忠诚的活路。接着那个地方又有一个人过来，“大哥去洗个脚”，他说这次我打死也不去了，人家又说，“大过节的怎么就不听劝呢”，他说我告诉你一句话你就不劝我了——“我在老家也是开洗脚屋的”。这个事情本身和事情本身荒谬的道理是要感谢荒诞，这个是幽默产生的基础。
现实是判断一个事情犯没犯法，而文学触及的是人性和灵魂
昨天有一些记者朋友提出，“这个小说里写到了贪官，写到了省长，写到了腐败，但是从作品里看这些人，和我们从电视上和新闻媒体上看到的贪官是不一样的，你写得特别人性甚至特别感人，是不是跟生活中的贪官不是一回事？”
如果犯罪了应该进监狱，但是到文学作品中就是一个人物。而且在生活中，贪官也不是都面目狰狞，有时候反倒是谦谦君子，温良恭俭让。贪腐的过程绝对不是痛苦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已经让这个人非常愉快，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都是过河拆桥和落井下石，有时候还是肝胆相照和生死相托。现实是判断一个事物的性质是不是犯法了，而文学触及的是人性和人的灵魂。
刘震云
书里面曾经写到当这个副省长李安邦腹背受敌、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特别想找一个人。但是从政30多年，他在生活中除了政敌没有朋友。他就拿起自己的手机翻通信录，翻了122个人，他觉得跟这些人聊天行、吃饭行、开玩笑行，但是商量事都不行。这个时候他想起了毛主席一句话：“国有疑难可问谁？”翻到第123个人，一个房地产的开发商叫赵平凡，他突然觉得这个人可以跟他商量。为什么呢？因为他跟这个赵平凡有过权钱交易，可以把这个话告诉他。另外赵平凡已经从房地产的江湖退出来了，退出了是非之地可以商量是非。还有，赵平凡退出江湖之后，长江发大水、希望小学他总是捐款，他知道这个人知道用钱洗地，他觉得这个人一定有远见。两个人商量的地点就在街头一个江湖的小饭馆，而且老板娘和省长已经很熟了，省长特别爱带着自己的部下包括朋友到这种小餐馆吃饭。
老板娘很亲热，“当省长不容易，凌晨两点才过来吃饭”，李安邦就说“我到两点就一天，你不天天熬到现在吗”，老板娘说“听说江边冲路，不知道会不会冲到这里，我半个月没睡着”，李安邦知道，省城准备在江边打造一个江边公园，夜里把灯光开开，要胜过美国曼哈顿，说“这个事还没有定，万一冲路冲到你们家，我给你找一个更好的地方，不是为了你的饭馆，你饭馆没了我到哪儿去吃饭呢”。接着在一个角落就跟赵平凡把他腹部受敌前前后后都讲了，赵平凡说你这个事情没法结果，接着又说我无法解决但有一个人可以帮你出出主意。谁呢？一个易经大师。李安邦说那些神神鬼鬼的话怎么能信呢。
“他真帮许多人出过主意而且管用，比如说去年就帮过我。”
“帮你什么呢？”
“去年我在生意上得罪了一个不该得罪的人，他帮我出了一个主意我就退出江湖了，要不现在我肯定在监狱里”。
也是病急乱投医，两个人找到易经大师，最后阴差阳错，这个事解决了。
还有，昨天记者朋友提出来，说这个小说里面有几处现实的影子，比如说洗脚屋、“微笑哥”跟“表哥”。其实这些现实中的影子在作品中用不用无所谓，这些细节只是在作品里起细节的作用，换一个细节不伤大雅也不伤大碍，不是结构和主体的关系。但是因为现实中发生这些事，包括李安邦儿子的车祸案，太幽默了，我就顺手牵羊用了。这些“羊”大家都熟悉，会增加小说的真实感。里面有一个县的公路局长杨开拓，正参加外甥婚礼的时候，县长打电话骂了他一顿。他说县长有话就说，怎么骂人呢。县长说你知道彩虹三桥中间断裂了，掉下去几辆车死了20个人吗。他酒一下子醒了，因为主体责任是他，他就慌不择路开车到了大桥边上，大桥正在冒烟，他被吓傻了。人被吓傻有两种表现，一种是笑，还有一种是哭，当吓到深度惧怕的时候一定不是哭，是笑。
为什么吃瓜时代一定跟互联网、微博和微信朋友圈有关系，是因为吃瓜群众突然经过技术平台给放大了。如果没有互联网的话，没有微博微信朋友圈的话，他可能笑一下没有人知道，但是现在被一个手机拍到了，接着就传到了网上，成了各个网站的头条。县公路局长在事故现场，死了20多个同胞你为什么这么开心？互联网把一个傻笑变成了开心。接着就开始有人肉搜索，手腕上戴的手表，值20多万，接着又搜出各种活动的场合，把表放一起值200多万。一个县公路局长的工资每个月4000多块钱，哪怕再工作30年也凑不到200多万。所以他成了“微笑哥”、“表哥”，表牵出来贪腐，又牵出来省长李安邦。
但是这个事情仅仅是开始，接着大家又搜索又判定这个桥为什么塌陷？因为有辆拉满了烟花爆竹的卡车路过这个桥，如果一车的烟花爆竹质量好的话，就顺利通过了，因为劣质，所以到桥中间爆炸了，接着燃着主油箱，成了一车的TNT。大家又搜哪个厂商生产的烟花爆竹，大家开始给烟花爆竹厂在网上送锦旗，包括打赏，锦旗送给谁，送给劣质。这是真正幽默和荒诞的背后的道理。
个人的选择可能比群体的选择更艰难，尤其面对生死时
一个事情你只写它幽默，只写它背后荒诞的道理还是第一层，第二层有时候是荒诞背后的追问，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实中的细节引用反而是不重要的。我写《温故1942》的时候，作品里用的全是真实的历史资料。1942年因为一场旱灾饿死了300万多人，这个不是我写作的初衷和目的。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摆在灾民面前，当你快饿死的时候，日本军队给你发放军粮，你到底该吃还是不该吃？个人的选择有时候比群体的选择更艰难，特别是面对生死的时候。
曹雪芹写《红楼梦》之后，和绅拿给乾隆皇帝看，乾隆说此乃明珠之家事也。是不是明珠家的事不重要，到了《红楼梦》里面成了一块石头跟一株草的故事。贾宝玉是衔石而生，林黛玉是一株草，草要干枯了，这块石头路过的时候浇了点水，然后这个草就活了，接着这个草给石头说了一句话——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人对我好我肯定说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草说的是下辈子我用眼泪来报答你。所以《红楼梦》跟明珠家的事的极大区别是，曹雪芹通过一个小女子用泪眼来看这个世界，所以开篇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这就是文学跟生活之间的区别。
这本书的印数，开印90万，好像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还不是特别多见，30年前我的书也就印3000。印数重要不重要？重要，因为它说明读者对你的承认，但是这个承认针对的是以前的你，是根据你以前的书来买你现在的书，比印数更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把现在的这本书给写好了，如果没写好的话，印数越多越是个骗子。
最后我想说一下，昨天《南方周末》提过一个问题，“你目前处于什么样的写作状态？”其实我的写作状态是刚刚开始的状态，是初学者的状态。我说这个话不是虚伪，对于一个作者而言，最重要的是下一部作品跟上一部作品写得不一样。上一部写的是一个告状的妇女、是一个主人公，这次写的是四个主人公；上次写的是紧密联系的事，这次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穿越大半个中国又给打着了。
另外，写《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对我最大的挑战是语言。好多人说我的语言特别有风格，闭着眼睛听也能知道是刘震云的作品，而且文字特别简洁。其实文字简洁是不用形容词，文字简洁并不重要，简洁的语言如果只是简洁和简陋，这个简洁确实没有什么用。简洁的语言里又出现了比复杂还复杂的意蕴，这就证明你的语言到达了一个有心得的阶段。
有一句话叫“得失寸心知”，这本书写了四个人，农村的姑娘、省长、县公路局局长、市环保局副局长。当你写农村姑娘的时候，她的对话、她的行为方式、她的思维方式，作者的叙述语言要成为村里的语言；到了省长，马上就变得特别有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县里面的官员又是县里生活的语言和政治的语言，市里是市里生活的语言和政治的语言，有这样四种语言的拿捏。初学写作者最大的好处，是给写作以极大的信心。
（来源：凤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