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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備受注目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擘劃出依法治國路線圖，制定了新一輪司法改革總方針，顯示中共將以此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推進整個國家的法治化進程。而從另一層面觀察，當中諸多別有新意的提法，並非無的放矢，而是意有所指，可算是對周永康掌控下的“十年政法的檢討和反思，某種程度上就是在社會管理、法治建設上開啟一個“去周化過程。
港媒大公網發表評論員文章，認為全會公報很多亮點均集中於司法層面，包括“建立領導幹部幹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回法庭，探索設立跨行政區劃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實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建立從符合條件的律師、法學專家中招錄立法工作者、法官、檢察官制度等。這些提法均在以往法治框架的基礎上實現了一定突破，顯示司法體制改革將成為中共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上率先“破題的切入口。
之所以選擇以此作為突破，原因不難理解。政治體制改革是巨大的政治工程，牽一發而動全身，其中必定涉及到方方面面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從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以司法為中心設計國家長治久安的框架，是政治體制改革代價最小、成本最低的一種路徑。而且，假如沒有相對獨立的司法體制作保障，政治體制改革就失去了支點和保障，這是司法改革必須先行探路的制度緣由。
另一方面，執政黨選擇以此作為政改開篇之作，顯然也與當下中國法治現狀堪憂不無關係。近十幾年來，中國社會貧富差距日益加大，貪腐、民生、公民權利保障等問題所引發矛盾的矛盾愈發突出，社會維穩壓力積聚的背景下，執政黨對於政法係統自然更加倚重。在這期間，政法係統一家獨大，並伴隨著周永康逐漸走向權力巔峰，獲得越來越大的話語權。但與此同時，中國法治卻經歴了嚴重的倒退：變質的維穩、立法的停滯，各種社會矛盾和衝突不斷升級，群體性抗議事件頻發，人權紀錄備受批評，在某些地方，司法獨立在黨政機關的共同幹預下早已名存實亡，並衍伸開去，動搖了社會倫理價值和社會秩序的堅守，導致社會價值混亂、秩序不彰。
現任最高領導層並不諱言對中國法治現狀的不滿，稍早前出版的《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摘編了2014年1月7日習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的內部講話節選，當中的嚴厲措辭足以窺知習對中國法治的態度和認知，“對執法司法狀況，人民群眾意見還比較多，社會各界反映還比較大，主要是不作為、亂作為特別是執法不嚴、司法不公、司法腐敗問題比較突出。有的政法機關和幹警執法隨意性大，粗放執法、變通執法、越權執法比較突出。要麼有案不立、有罪不究，要麼違規立案、越權管轄；有的濫用強制措施，侵犯公民合法權益；有的辦關係案、人情案、金錢案，甚至徇私舞弊、貪贓枉法，等等。這些問題，不僅嚴重敗壞政法機關形象，而且嚴重損害黨和政府形象。
此次通過“打周老虎來襲擊核心利益集團並連根拔起他的“朋友圈，並在四中全會上就建設法治國家進行頂層設計，顯然是執政黨斷尾求生、收拾人心，進一步為權力祛魅的一記重拳，某種意義上，亦是將中國法治進程與“周永康時代斷然切割的一個轉折點。
事實上，中國官場的“去周行動早已悄然興起。自打周永康“落馬消息正式公布之後，其曾主管過的領域和擔任過領導的地方，紛紛站隊表態，竭盡所能與其劃清界限。這種建立在深厚綿長的文化傳統之上的“去周化表態，或許有其闡明立場、穩定人心之功效，但要藉此鏟除已經深入政治肌體的周派勢力的影響，則遠遠不夠。
正是基於這一考慮，執政黨創造性地首次將“依法治國確定為中央全會的主題，試圖通過“大破大立，觸及深層政治制度的內省，並借助這一自我修複的良機，從體制完善上消除滋生“周老虎的漏洞，實現真正的“去周化。
當然，十八屆四中全會的召開，也只是在中國法治化道路上向前邁進一步，公報提出的司改方案，還有待在現實中推行落實。如何避免改革失效，避免公權力的國家機器突破法治底線，脫離監督制約，以寒蟬效應控制社會經濟秩序，避免“周永康時期那種嚴重違背法治與人權精神的社會治理模式卷土重來，顯然還需在執政理念上進行更深層次、刮骨療傷的“去周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