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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 赵挪亚】当前，美国的新冠疫情形势依旧严峻，死亡人数已逼近20万。近期，特朗普被曝早在今年2月就知道新冠病毒比流感更“致命”，但他仍坚持淡化疫情威胁。当地时间9月11日，美媒又曝出特朗普政府的官员数月来一直在要求疾控中心（CDC）修改每周的疫情报告，以迎合特朗普对疫情的乐观描述。
被曝修改的报告全名为《发病率和死亡率周报》，主要由科学家撰写。这份报告是美疾控中心向医生、研究人员以及民众通报新冠病毒传播和特性的重要媒介。外界普遍认为，疾控中心的同类报告是美国公共卫生工作的基石。但本次事件曝光后，引发了不少媒体和专家对美国政府将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担忧。
Politico独家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官员干涉疾控中心有关新冠疫情的报告
美国Politico新闻网站9月11日报道称，根据该媒体获取的电子邮件和知情人士透露，自从迈克尔·卡普托（Michael Caputo）今年4月上任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HS）发言人以来，他和他的团队一直在要求疾控中心的报告迎合特朗普有关疫情的乐观言论。
疾控中心的官员一开始拒绝卡普托团队要求的彻底改变，但逐渐同意允许政治官员审阅这些报告， 并在一些情况下，对报告的措辞妥协。 报道称，整个夏天，卡普托任命的通讯助理一直在努力改变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报告中的措辞，并持续到9月11日。
根据Politico的描述，卡普托只是一名前特朗普竞选阵营的人员，没有医学或科学背景。然而，根据疾控中心官员的描述，他和他的团队一直在要求审阅、修改疾控中心的每周报告。有时，他们甚至会采用威胁报告作者，或削弱他们和医学专家交流的方式，来达成目的。
例如，卡普托和他的团队曾试图在疾控中心的调查结果中添加一些“警告”，甚至回溯性地修改疾控中心过去的报告。这些“警告”声称，疾控中心过去的报告夸大了新冠病毒的危险性，并试图强调美国人感染新冠是因为自身行为。
卡普托 美国政府网站图
此外，卡普托的团队还曾试图中止疾控中心发布某些报告，其中就包括一份向医生解释该如何开羟氯喹药物的报告。卡普托的团队曾质疑报告作者的“政治倾向”，而在因此搁置近一个月后，这份报告终于在本月发布。这份报告称，这些药物（羟氯喹）的潜在益处并没有高于他们的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今年6月，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都已经表示，羟氯喹对治疗新冠肺炎也没有效果。
卡普托还任命了一名叫做保罗·亚历山大（Paul Alexander）的通讯助理，在卫生部和疾控中心之间进行沟通。他在8月8日发给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和其他科学家的邮件中斥责他们试图利用这些报告“伤害总统”。
根据Politico获取的邮件内容显示，亚历山大要求雷德菲尔德修改两份已经发表的报告，因为这些报告“错误地”夸大了新冠疫情对儿童的风险，破坏了特朗普重开学校的努力。“在我看来，疾控中心似乎在写抨击政府的文章，他们试图报告说一旦孩子们聚集在一起，病毒就会扩散，影响到学校的开学......疾控中心误导了我们，为他们感到羞耻。他们的目的很明确。”
除此以外， 亚历山大还施压雷德菲尔德，要求疾控中心修改报告多年来的出版流程，以便让他在出版以前就能亲自审查报告 ，而非简单的概要，否则他就要求雷德菲尔德停止所有未来的周报。
Politico获取的邮件显示，亚历山大在邮件中使用红字对疾控中心施压，要求“停止一切报告” Politico图
亚历山大在邮件中写道：“这些报告必须由像我这样，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外的人来阅读。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报告继续下去，因为这太无耻了。除非我阅读并同意疾控中心的调查结果，并对其进行修改以确保其公平、平衡和‘完整’，否则我不会发表任何意见。”
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尽管疾控中心的官员一直在抵制卡普托团队修改报告的举措，但也逐渐地允许他们在公布报告前进行审查。两人还补充说，卡普托上月还在疾控中心中安插了一名临时幕僚长，以确保卡普托对疾控中心有更多“了解”。
卡普托团队最近一次对疾控中心的干预是在9月11日，亚历山大在一份邮件中要求疾控中心修改疫情报告中有关“儿科人群”的定义。“疾控中心将18至20岁的人还定义为‘儿科’，这是一种误导。尽管他们还年轻，但他们已经是合法的成年人了。”
Politico已就相关信息询问卡普托和他的团队，而卡普托方面的回应似乎印证了这些爆料的准确性。卡普托表示，亚历山大是一名毕业于牛津大学的流行病学家，擅长“分析其他科学家的工作”，但他并未让亚历山大接受采访。
卡普托补充称：“亚历山大博士就流行病的政策，向我提供建议。我们鼓励他与其他科学家分享他的观点。就像其他科学家一样，他的建议会被同行听取、接受或拒绝。”
卡普托还称， 卫生和公共服务部正“适当地”审查疾控中心的报告： “我们的目的是确保通过这次疫情，以证据和科学为基础的数据来推动政策，而不是疾控中心内部不可告人的深层动机。”
Politico注意到，过去数月来，卡普托的团队一直在与政府各部门的科学专家发生冲突。例如，亚历山大本月曾试图阻止美国顶级流行病学家安东尼·福奇谈论新冠病毒对儿童的风险。而在7月，亚历山大曾批评过疾控中心的报告，以及提出的疫情应对措施。
此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为此辩称，疾控中心隶属于该部门，所有的通讯和公共文件都需要经过高层审批。疾控中心则拒绝对此事进行评论。
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预防医学和流行病学教授威廉·沙夫纳表示，作为疾控中心报告的编委会成员，他对这一事件的相关报道“深感不安”。他认为，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官员的做法“绝对不合适，是对科学信息完整性的质疑”。
美国非营利机构凯泽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的全球公共卫生负责人珍妮弗·凯茨（Jennifer Kates）强调了疾控中心报告的重要性。“这是公共卫生界获取经科学审查信息的首要报告......它们非常重要，疾控中心已经做了很多工作。”
CNN评论称，此事是政府对卫生机构进行政治干预的最新例证。《华盛顿邮报》认为，这预示着美国公共卫生机构正面临来自政府的巨大压力。
目前，美国仍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截至北京时间13日6时26分，确诊病例达6478223例，死亡病例达19.3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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