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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前不久，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表達了入住養老院的意愿。無獨有偶，法學家江平在養老院的生活也吸引了媒體注意。機構養老，再次成為人們的關注點。
目前，中國社會還是以居家養老為主，養老院究竟扮演著什么角色、肩負著多重的責任？養老床位，究竟供過于求還是供不應求？民間資本進入養老事業，有沒有“錢途”？記者對話多位專家，探析上述問題。
養老院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記者：錢理群欲入住養老院引發社會關注。現在，逐漸出現了有子女老人也進養老院的趨勢。而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中，又有“以居家為基礎”“家庭養老與社會養老相結合”的表述。那么，養老院的責任到底有多重？是非常有限嗎？
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吳玉韶：養老機構，是指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生活照料、康復護理、精神慰藉、文化娛樂等服務的老年人服務組織，主要服務對象應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
老年人依靠養老機構養老的比重，據測算只有3%—4%，但這些老年人大多是失能、半失能和五保老人，入住養老機構對他們來說是剛性需求。同時需要指出，根據我國的國情和世界養老的發展趨勢，對于健康、低齡老年人來說，居家養老是最佳選擇。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家庭養老是中國傳承了幾千年的養老模式，文化基礎是儒家家族倫理觀，人口基礎是高生育率和低預期壽命，家庭代際結構為“正三角形”，子代不缺乏照顧長輩的家庭人力資源。現代社會，伴隨低生育率和預期壽命延長，家庭代際結構變為“倒三角形”。一個年輕人養幾個老人，無論經濟上還是精力上都難以承受的。
2010年全國城鄉老年人調查數據顯示，只有11%—13%的城鄉老年人愿意入住養老機構，愿意與子女同住的比例為47%。但是，伴隨獨生子女的父母步入老齡，專業化的機構養老必然會在養老方式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穆光宗：錢理群夫婦選擇機構養老，是理性的養老決策。“錢理群現象”給我們傳遞了強烈的信號：對于生活在空巢狀態、部分失能或喪偶的老年人來說，他們對機構養老存在著共通性、依賴性的剛性需求。
養老社會化，是大勢所趨。持續的低生育率使得獨生子女家庭養老名存實亡，越來越多的高齡老人需要機構養老，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趨勢。機構養老越來越凸顯支撐作用，但老人不一定有購買服務的能力，即“剛性需求”不等于“有效需求”。這提醒政府，要高度重視機構養老多模式特別是公建民營福利化養老模式的發展。
養老院床位缺口存在嗎
記者：常有“養老院床位缺口”的說法，如某市尚有1.7萬張床位缺口。這個缺口，是照套以養老院養老為主的模式算出來的嗎？如果確實有缺口，怎么補？
吳玉韶：我國養老機構床位發展指標，是根據老年人口比重來確定的，為每千名老年人30張。用老年人比重來確定養老床位指標，具有科學性。但必須指出，我國地區差異很大，各地必須根據實際情況來確定指標。
今后，應重點進行結構調整。要大力發展城區中小型和小微型養老機構，新建城區要把養老機構作為配套設施進行建設，老舊城區要通過新建、租賃、資源整合等舉措重點發展養護型養老機構。政府投資建設的養老機構，應當以養護型為主，同時加大政策扶持和引導力度，鼓勵社會力量投資建設。農村敬老院，要向農村養老護理服務中心轉型發展。
杭州師范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王家國：“養老院床位缺口”的說法，在我看來是個偽命題。傳統的養老院模式，忽略了社會的力量與維度。必須打破“國家—家庭”二元思維，走向“國家—社會—家庭”立體思維。在公立敬老院提供最底線保障之外，讓市場主體自由發展、自主選擇。公立敬老院的申請入住條件應當更為嚴格，面向的申請群體應當更傾向于失能老齡人或五保戶。
民政部出臺《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養老服務領域的實施意見》等一系列政策，努力為社會資金松綁放行。一旦社會力量涌進養老市場領域，就會在競爭中不斷豐富和提高服務水平。國家需要做的，主要是在法治化、市場化大方向下，進行引導監督、依法執法。
原新：養老床位缺口的計算，沒有問題。但養老床位“剩余”與“不足”為什么會并存呢？這是因為普通百姓需要的價格廉服務好的中低端養老機構供不應求，而高端養老機構和低端養老救助機構供過于求。要想實現居家為基礎，必須完善社區依托。社區要能夠解決老年人居家養老的實際困難，如醫、食、住、行、樂、學、動等方面的幫助和服務。
政府應該怎樣支持養老院
記者：老人往往傾向與子女生活、留錢給子女。投資進入養老院的社會資本，會不會犯嘀咕？政府還有沒有什么支持辦法？養老院畢竟不是家，那有什么辦法提升老人的幸福度、刺激產業發展？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姜向群：我國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為了彌補政府公辦養老院的不足，滿足快速增長的社會需求，國家先后出臺了優惠政策，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養老服務業領域，例如對民辦非營利組織興辦養老院實行減免稅費、床位補貼等。但是，目前的政策力度還不夠。要降低門檻，簡化手續，在貸款融資方面需要放寬條件；對企業興辦養老服務業應給予一定的盈利空間。同時，養老院自身也要提升質量，建立老年用戶體驗和評價機制，不斷提高入住老年人的幸福感。
王家國：傳統“家本位”下的生活習慣、消費習慣，有利于繼續強化居家養老這一主流模式。而社會資本投辦的養老院作為一種補充，是改善型養老需求者的一個新選擇。當前我國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改善型養老需求同樣存在巨大的市場潛力。社會不差錢，差的是優質養老服務。
對社會資本辦養老院，政府不宜大包大攬，也不宜過度放任。有許多社會力量，表面上打著養老的旗號，實質上在炒地產。政府參與的最佳途徑，是在法規上疏通道路，在財稅上合理引導，在物質和精神上獎勵先進，依法監督管理這個市場。
有一些養老機構，確實在嘗試提升老人的幸福度。鄭州某養老機構就規定，工作人員遇到老人時必須叫“爺爺”“奶奶”，一切服務都必須親切，讓老人有家的感覺。杭州也有機構，在探索“農家樂”型城鄉互動養老模式，通過“政府搭臺、民資打造、農戶參營”的合股聯營模式，發展“農家樂”生態養老村，全盤整合城鄉資源。
全國老齡辦政策研究部副主任李志宏：養老是一個薄利長線的產業。應當看到，養老服務業總體上屬于朝陽產業。一方面，不斷增長的老年人口，為養老服務業發展提供了潛在的客戶群體。另一方面，老年人正在逐步拋棄“重積蓄，輕消費”“重子女，輕自己”的傳統觀念。未來的老年人，受教育程度更高，更追求高品質生活，消費意愿也更強。家庭規模的小型化，也是對養老服務市場的利好。因此，投資養老事業的社會資本應抱有信心，具備戰略眼光。
目前，政府對民間資本辦養老的支持是全方位的，如在稅費政策方面，對民辦養老機構提供的育養服務免征營業稅。但對一些關鍵問題，如用地難、融資難、用工難等，還需要創新扶持政策。
在提升老年人的用戶體驗方面，機構養老服務的關鍵在于“去機構化”。簡單講，就是要盡量淡化機構管理的模式化與機械化，讓機構生活更加趨近于一般的社區生活、家庭生活，在服務上彰顯人性化。例如，對老人們進行教學、培訓，鼓勵老人們發揮所長；周末、節假日送老人回家，讓子女定期探望老人，雙向互動；提供心理護理與治療、臨終關懷等精神層面的服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