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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10日，《使女的故事》续作《证言》面市，反响热烈。据英国媒体报道，在“哈利·波特”系列之后，英国已多年未见如此火爆的新书发布情况。当时根据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使女的故事》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第三季上映，从2017年该剧第一季上映起，这部由Hulu制作的电视剧已横扫艾美奖、金球奖和评论家选择奖。
《使女的故事》虚构了一个平行世界中的未来美国：由于生态破坏，全球出现了生育率下跌的严重人口问题。美国发生政变，分裂成多个国家，在其中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基列国中，女性被剥夺了工作权、知识权和经济权，完全沦为生育工具。小说借使女奥芙弗雷德之口，讲述了这个女性被剥夺所有自由、社会严格遵照《圣经》教谕和等级制运行的国家对个体的摧残。《证言》将时间轴拉到了前作结局的15年之后，阿特伍德将丽迪亚嬷嬷的手记、奥芙弗雷德两个女儿的证言彼此交织，为读者呈现了基列国从成立到覆灭的前因后果。
《证言》中文版在上海书展期间正式上市。译者于是从去年年底到今年整个疫情期间居家翻译此书，她表示，这本书能以那么快的速度在中国面市，其实是拜疫情所赐——这本书在疫情期间成了她的重要慰藉，转移了她对外界的注意力，让她得以以每天几千字的速度推进翻译。于是说，在疫情期间翻译《证言》也让她意识到，“世界真的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巨变，你本来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日常琐事——比如出行自由、购物自由、见一个人的自由等等——是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变得不再容易获得的。”
8月14日下午，上海书展分会场、朵云书院旗舰店举办了《证言》中文版新书发布会，翻译家袁筱一、作家毛尖、文学教授罗岗和译者于是到场，和读者分享了他们对阿特伍德这两部作品的阅读感受。
续写《使女的故事》：出版三十多年后献给读者的礼物
《使女的故事》写作于1984年，出版于1985年。虽然拿到了布克奖提名，也获得了科幻文学奖克拉克奖，但这部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反响较为平淡。1990年根据该书改编的电影也未激起太多火花，直到2017年同名美剧上映。
是剧集的成功重新照亮了这部沉寂多年的作品。在毛尖看来，《使女的故事》获得成功是因为它踩在了一个恰当的时间点上——2016年底，特朗普在保守右翼的支持下当选美国总统；2017年，反性骚扰运动从好莱坞开始蔓延至全球，同期在中国则出现了许多关于“女德班”的报道和讨论——这一切都让《使女的故事》显得尤为应景。
《使女的故事》剧集好评如潮
据于是介绍，阿特伍德在1980年代的个人经历使她萌生了撰写《使女的故事》的想法。在旅居西柏林期间，她目睹了罗马尼亚为了提升人口实行《770法令》，该法令规定，除了45岁以上（后来被降至40岁）、已经生育至少四个孩子（后来被提升到五个）、可能会因为生育而有生命危险、由于强奸或乱伦而怀孕的女性之外，堕胎和避孕均为非法。另外，阿特伍德在1980年参加波特兰诗歌节时与诗人卡罗琳·佛雪（Caroline Forché）拼车，路上佛雪告诉她，中美洲萨尔瓦多的内战中出现了非常多的暴力事件，受害者多为女性，但这些性别暴力不为外界所知。这让阿特伍德下定决心要在文学中体现政治性，发挥“目击者文学”的力量，把世界上已经的发生的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的故事记录下来。在动笔之前，她收集了大量历史资料；她亦屡屡强调，虽然《使女的故事》设定在未来，但书中发生的一切都曾在历史中发生过。
从小说面市到同名电视剧上映，现实世界中的女性权益已出现了肉眼可见的退步，这是电视剧热播并引起人们对原著小说兴趣的原因。电视剧播出后，英文版《使女的故事》售出了800万册；美国女权主义者穿上了使女的红袍白帽，抗议特朗普政府的反堕胎主张——使女的形象已然成为了当下时代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许多观众和读者询问阿特伍德，基列国到底是如何运作的？毛尖说，《证言》可以说是阿特伍德在原著出版三十多年后献给全球读者的礼物，告诉读者基列国成立前是怎样的、覆灭后是怎样的，每个读者通过读这本书都能解答自己在阅读《使女的故事》时留下的疑问。
毛尖认为，续作通常不好写，但阿特伍德创作了一部很有趣的续作。《证言》采取了阿特伍德特别擅长的三人嵌套式叙事——在她获得2000年布克奖的作品《盲刺客》中也出现了这样的叙事结构。
在罗岗看来，《证言》主要是为了补齐前作未能详述的世界观：首先，“五月天”在《使女的故事》中只是作为一个暗号出现，叙述者本人（奥芙弗雷德）甚至都不确定这个组织是否真的存在。在《证言》里，我们可以看到“五月天”是一个与基列国的眼目系统对抗的正式组织。其次，《证言》告诉了读者奥芙弗雷德两个孩子的后续遭遇。姐姐阿格尼斯在基列国长大，同母异父的妹妹妮可偷渡到了加拿大，再加上丽迪亚嬷嬷的叙述，让前作中未言明的基列国运作方式具体化了。
《证言》
[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 于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07
几位对谈嘉宾一致认为《证言》是一部比前作更好读、更适合做影视改编的作品。袁筱一感到《证言》有着强烈的情节剧特征，它在开头设置了一个悬念，在结尾给出了一个确定的结局，“没有设置太多的陷阱，你读到差不多100多页的时候已经基本知道那个终极人物是谁了，已经在很多细节上有提示了。但是你不厌烦，还是很期待。”
毛尖表示，《证言》的出版让她对《使女的故事》第四季重燃了期待。她虽然在2017年的一场活动中表示剧不如小说，但回头去看第一季，的确是非常优秀的改编，相比之下第二季和没有小说依托的第三季水平就有所下降。“现在《证言》出来了，马上对第四季充满了期待，”毛尖说，“（这部小说）好像已经为电视剧做好了方方面面的剧情准备。”
阿特伍德的远见：超越女性主义和科幻文学的“反乌托邦”写作
虽然《使女的故事》在声势浩大的反性骚扰运动中爆红，但阿特伍德本人在很多场合重申过，她不是女性主义作家，《证言》和《使女的故事》也不是女性主义小说。袁筱一表示，她在最初阅读《使女的故事》其实是把它放在《1984》的脉络下读的，在给学生上“20世纪世界文学”课程时，她也把《使女的故事》当作一个反乌托邦小说的案例。
她认为，阿特伍德能在1980年代就写出《使女的故事》这样的作品是非常了不起的——书中描写的很多问题对于1980年代的很多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当时的社会主流普遍认为“民主、自由、科学”这些西方价值一定能把人类带往光明的未来。与此同时她也强调，阿特伍德宣布与女性主义标签划清界限也是一种策略，因为任何一位女作家都不喜欢被被人称为“女作家”，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位女性，阿特伍德深切体会到了在未来社会中女性可能会遭遇到的问题与困境。
在罗岗看来，把这两部作品视为女性主义作品就“流于俗套”了，他提醒读者注意《使女的故事》的一个设定细节：基列国的发源地是美国立国之基所在地新英格兰地区，悬挂死刑犯尸体的地方是哈佛大学的围墙，眼目组织的总部就在哈佛图书馆。这样的设定有极强的象征意义，特别是当我们看到西方民主政治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遭遇种种危机的时候。“所以反乌托邦不仅仅是在西方的对面，西方内部也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他认为，阿特伍德在小说中探讨的是现代社会的整体性危机，比如生育率下降、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这些都是在现实生活中切实存在的问题，被镶嵌到了基列国内部。
《使女的故事》
[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 陈小慰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07
上述设定还体现了阿特伍德对美国宗教精神的反思。罗岗指出，美国的立国之基源自清教革命——为了躲避宗教迫害乘坐“五月花号”来到新大陆的英国清教徒意图建立一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这个愿景的阴暗面是人们可以为了某种理想狂热地改造世界，这亦是美国精神的核心。小说中的清教徒“雅各之子”为了解决人类危机，用极其激进的方式改造了世界；现实中，小布什将反恐战争称为一场“上帝子民与魔鬼的战争”，福音派基督徒则为了推动自己的政治议程选择支持特朗普。“阿特伍德写的乌托邦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极权主义，也是这种清教精神的乌托邦，”他说，“她从精神角度来讲美国的帝国主义，那是一种精神性甚至宗教性的要求。”
毛尖指出，阿特伍德同样反对科幻文学的标签，为此她反对在电视剧中加入2197年“基列史研究专题研讨会”的情节，把《使女的故事》变成一部科幻剧。她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把2197放入剧中反而会让剧“轻飘了”。在她看来，阿特伍德的小说超越了女性主义和科幻文学，有着讨论更宏大权力关系的野心。她也借此提醒我们意识到世界的复杂性，特别是各种社会议题相互嵌套的关系，独独突出其中一个，将之视作某种普世价值，都有可能遮蔽其他同等或更重要的议题。
于是认为，即使是探讨女性主义议题，阿特伍德也没有只倒向女性这一边： “在《使女的故事》里，从奥芙弗雷德眼中看到的男性好像也没有多幸福、占多大的优势。反乌托邦有一种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讲法，这样的一个基列国对女性来讲是一个反乌托邦，但反过来对男性就一定是乌托邦吗？这本书已经完全证明了不是这样，在影视剧的改编中更加强了这一点。基列国中的所有人——不光是女性，还包括各个阶层的男性——都没有办法实现他们的自我价值。从个人的角度来讲，这个国家的制度设定，哪怕是以延续种族的伟大目标为前提，也还是一个失败的体制。”
毛尖鼓励中国读者读一读阿特伍德的作品，她盛赞其为无论短篇还是长篇小说写作都碾压艾丽丝·门罗（加拿大女作家，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迟早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伟大作家。喜欢《使女的故事》的读者也不应错过《证言》，毛尖在这部续作中看到了一个特别有希望和欢喜的结局，“尤其是在2020年这么阴暗的一个年头，读一读这本《证言》，虽然封面很‘阴暗’，实际上里面的故事要明亮很多，这个故事依然值得我们花时间读一下，安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