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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omo Kwame Sundaram，联合国前官员
编译：艾仁
现在，西方许多政治左翼和右翼人士都否认帝国主义。对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来说，帝国是前资本主义的返祖现象，在资本主义传播后无法幸存。但即使是保守派经济学家也注意到特朗普总统重振了美国的这一遗产。
经济自由主义受到挑战
19世纪的主要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家指出，资本主义正在破坏经济自由主义。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等人承认保持资本主义竞争力的困难。2014年，亿万富翁彼得·泰尔宣称竞争是失败者的天下。
一个半世纪前，来自印度的达达拜·瑙罗吉成为英国议会自由党议员。在他的排水理论中，殖民主义和帝国权力使剩余价值的提取成为可能。
随着1902年英布战争的结束，另一位英国自由主义者约翰·霍布森发表了他对经济帝国主义的研究，其中大量借鉴了南非的经验。
后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其著名的1916年帝国主义小册子中引用了霍布森、他的同志尼古拉·布哈林和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敦促同志们不要在欧洲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选边站。
三个前资本主义帝国——俄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在20世纪初灭亡。它们的崩溃催生了新的西方民族主义，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在《凡尔赛条约》中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殖民地，而意大利对非洲的入侵被成功击退。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西方列强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遏制日本的军事扩张。
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经济学家乌特萨和普拉哈特·帕特奈克认为，经济盈余的初级积累（不涉及对自由雇佣劳动的剥削）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必要条件。
他们借鉴经济史，阐明了初级积累对资本主义的崛起至关重要。因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兴起和早期快速发展的条件。自此以来，确保帝国主义的持续统治一直维持着资本主义积累。
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以及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同盟运动之间的辩论涉及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帝国主义的对立立场。
对于现在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国家中的大多数人而言，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并没有像在“发达”的西方经济体中那样“普遍化”对自由雇佣劳动的剥削，传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由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不平衡，第三国际坚持认为，反帝国主义斗争是全球南方或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的首要任务，而不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阶级斗争。
经过几十年不平衡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包括全球化，一个世纪后，反帝国主义斗争仍然处于首要地位。帝国主义重塑了殖民地和现在的国家经济，但也团结了全球南方，即使只是团结起来反对它。
《凡尔赛条约》的障眼法
在观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谈判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有先见之明地批评了《凡尔赛条约》的条款，警告了可能产生的后果。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他警告说，该条约对战败国德国的处理将产生危险的后果。
但凯恩斯没有考虑到该条约的其他一些后果。新成立的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盟军贡献了最多的军队，就像印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样。
德国被迫交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占领的山东半岛。但《凡尔赛条约》并没有因为中国对战争的重大贡献而对其表示赞赏，而是将山东割让给了日本帝国！
不出所料，《凡尔赛条约》的条款引发了反对中国帝国主义的五四运动，最终导致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即使在今天，流行文化，尤其是西方的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战争对这些“有色人种”的作用和影响。相比之下，低估苏联在二战中的贡献和牺牲可能主要是出于政治动机。
另一场反革命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于1932年当选美国总统。他在1933年初宣布了新政，这比凯恩斯在1936年发表《通论》早了几年。
许多政策在理论化之前就已经出台和实施了。毫不奇怪，人们经常开玩笑说，经济理论使实际的经济状况和已经实施的政策合理化。
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在二战前、二战期间和二战后启发了许多经济政策制定。同盟国和轴心国都采取了各种国家主导的政策。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甚至至今仍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影响力。
20世纪70年代末，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反革命与反对发展经济学的运动相呼应，后者使更务实和非传统的政策思维合法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华盛顿特区的大力支持下迅速传播。
华盛顿共识——包括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美国首都经济机构所共同持有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已经被民族主义针对单极全球化所采取的明目张胆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反应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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