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iela Falcão:從政治記者變身巴西版《Vogue》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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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a Falcão 圖片來源:João Viegas

巴西聖保羅——“死了人或是發生災難了,編輯總是會派我去。這算是我的專長吧,”回顧在巴西發行量最大的《聖保羅頁報》(Folha de São Paulo)長達8年的記者生涯時,Daniela Falcão如是說。但如今她在該國媒體格局中扮演的角色,與這段描述相差了十萬八千裏。作爲康泰納仕(Condé Nast)與巴西媒體公司Edições Globo的合資企業Edições Globo Condé Nast的編輯總監,Falcão現在的生活裏,“高跟鞋殺手”出現的頻率要遠高于真正的殺手。

從2005至今年早些時候,Falcão擔任巴西版《Vogue》主編。擔任其新角色後,她還將指導與監督原副主編Silvia Rogar的工作,同時負責該合資企業旗下其它雜志,包括巴西版《GQ》、《Casa Vogue》與《Glamour》。

從堅韌不拔的街頭記者到時裝界食物鏈的頂端,這樣的轉變與崛起無疑是令人驚歎的。在本文采訪的深入交談中,Falcão似乎是一位能通過純粹本能引領奢侈品雜志走向的女性。但細看個中轉變,也並非都是那麽順其自然。

Selena Gomez與Nicolas Ghesquière同登巴西版《Vogue》2016年6月刊

“我曾經跟她說:‘把你的指甲修好,頭發好好做一做,”巴西版《Vogue》造型總監、與Falcão最親密的同事之一Donata Meirelles說道。盡管站在時尚界巅峰還能獲得如此坦誠的建議很不平凡,還更要記住的是:Falcão進入《Vogue》的世界也同樣不平凡。

身處巴西小小時尚圈的資深人士如何看待Falcão?他們使用最多的比喻是“飓風”。她確實夠快,夠貪婪,也不可阻擋,但她身上的能量與其說會很嚇人,不如說是具有強大的感染力。與全球其它版本《Vogue》的難纏主編不同,Falcão更腳踏實地的工作方式也可能來自她進入《Vogue》之前的特殊經曆。

Falcão早期的條線記者生涯,涵蓋了從洪災到街頭犯罪等不同題材報道,這讓她變得專注而“百毒不侵”。她對社會問題滿懷熱情,不斷致力于搶先找到最好的新聞。上世紀九十年末,她離開巴西利亞,搬到了巴西北部最偏遠的地區之一,致力于調查那裏從不曾發揮作用的公共衛生計劃。

早期諸如此類的政治報道爲她贏得紐約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的獎學金,而該項目無意間也爲她提供了針對流行文化和風格的寫作機會。“在哥大的時候,我仍是聖保羅頁報的通訊員,但我開始報道紐約無數的文化事件,從布拉德·皮特的電影首映到九寸釘演唱會樂評。我什麽都寫。”

浴火重生

沒有時尚背景的Falcão,絕對不是《Vogue》的最佳人選。“頭兩年,我的時間都花在適應時尚上了,我什麽都學,從設計師的名字到各種面料,”她說。但對強硬新聞話題的豐富寫作經驗,似乎給了Falcão在巴西這般波動市操縱高風險時裝媒體帝國所需的那份堅強剛毅,用更多面、更靈活的方式,在這個正在遭受經濟、政治與社會動蕩陣痛的國家裏運營企業。

巴西版《Vogue》2015年5月刊封面人物Rihanna

掌舵《Vogue》10年後,Falcão已成爲巴西時裝界權力最大的人之一,擁有令人豔羨的人際網絡,跨國品牌高管常常向其征求意見。“甚至在他們還沒考慮進軍巴西市場前,我們就要與Armani、Saint Laurent等公司的人會面了,”Falcão透露。

一位希望保持匿名的巴西時裝界公關領袖表示,Falcão對全球設計師品牌的影響力壯大得很快。“突然間,如果《Vogue》沒采納他們的報道,我的客戶們就會取消原定日程了。他們會按Daniela要求改變報道主線或是爲了適應Daniela日程來改變安排,”她說。

Falcão最近正低調推動《Vogue》度過巴西這個新興市場寵兒進入不穩定階段的過渡期。但根據ANER(巴西的雜志出版者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gazine Publishers)表示,巴西版《Vogue》的每月發行量從2010年的5.5萬本增加到2015年的6.2萬本,《Manequim》、《Estilo de Vida》等女性雜志則有觸及受衆的範圍更廣;在高端時尚刊物類別中,去年取代巴西版《Elle》最高地位的《Vogue》至今無人能敵。

從巴西版《Vogue》Instagram、Facebook等社交平台的點贊數上,更能看出Falcão帶動增長的能力,這些社交平台的影響力也明顯要比其競爭對手強。該雜志在Instagram擁有粉絲超過130萬,是巴西版《Elle》的3倍(出版商爲Editora Abril),也遙遙領先《Harper’s Bazaar》(出版商爲Carta Editorial)。

乍一看,這與巴西2億人口的市場規模與《Vogue》所占優勢相比,這樣的表現不算突出。但據許多市場觀察人士表示,鑒于巴西有著全球最不平等社會之一的聲譽,在這段動蕩時期上任的Falcão成就可謂顯著。

巴西版《Vogue》2015年11月刊內的模特Caroline Trentini

2010年代上半葉,巴西依舊享受大宗商品繁榮末期的輝煌,所以盡管其經濟尚未像目前這般絕望,導致後來總統迪爾瑪·羅塞夫(Dilma Rousseff)醜聞彈劾的政治動蕩感也開始讓人察覺。街頭開始起了騷亂,彙率開始波動,通貨膨脹開始出現,中産階級也越來越謹慎。

“說到巴西當前面臨的危機,我不擔心國際競爭者。現在我們只有3個品牌撤離巴西市場,”Falcão指的是Lanvin、Michael Kors與Kate Spade,“2016年,對我們雜志的國際投資並沒有減少。比如開雲集團今年的開支還提高了30%。所以無論什麽樣的危機,我們都會一起面對。”

《Vogue》的蛻變

早在經濟學家們開始擔憂巴西未來前,Falcão開始在該雜志上采取更平易近人、更隨性與更女性化的傾向。她做的第一件事,就包括讓《Vogue》更貼近其核心消費人群,對包括實用的消費者洞見、動畫街頭潮流等主題進行報道。

“《Vogue》曾經有飽含智識的強大一面,但巴西版一點也不。沒有建立任何連接。這本雜志沒有爲女性服務,也不體現什麽本地的發展趨勢……這是一本由男性主導的女性雜志。”她指的是巴西版《Vogue》在Luiz Carta與其子Andrea Carta領導下的28年。

“那時的《Vogue》從來都停留在一個層次。用非常勢利的方式來報道時尚。與巴西的現實離得太遠。”她補充道。

Falcão很早就認識到這種高高在上可能會給時裝大刊帶來前所未有的轉變,成爲頂級品牌的唯一道路是保持排他性。“有些模特經濟公司會問,‘究竟是哪個女人那麽傲慢無理,還說如果Gisele想登上《Vogue》,就不能出現在《Elle》?’那個女人就是我。”她得意地笑。

通過在《Vogue》與巴西超模之間建立牢不可破的紐帶,Falcão能爲Alessandra Ambrósio、Isabelli Fontana等人提供平台,讓她們能對自己要登上的時裝大片提出更好的主見與創意:“我一定要能代表大膽激進的巴西女性,我永遠不會做什麽極簡主義封面,”她說。

Daniela Falcão(左)與Donata Meirelles(右)圖片來源:Pedro Padrella

爲使《Vogue》遠遠走在競爭對手之前,2011年她邀請Mario Testino作爲雜志形象顧問。“不僅因爲他改變了世界看到我們雜志的方式,他還創造出一整本品牌書,談論我們應當如何去看、去感受,”她說。此後Falcão邀請Rihanna、Kendall Jenner與Selena Gomez登上雜志封面。五月刊更是以Naomi Campbell爲封面,獻給有色人種女性群體。

Falcão的戰略裏,還包括要清楚知道自己身邊都有誰能夠幫忙在整個周期裏運作自如。盡管她本人是雜志運營的主心骨,Donata Meirelles則是《Vogue》小幫派的靈魂。這位值得信任的二把手嫁給了廣告大亨Nizan Guanaes,還是社交媒體之星Helena Bordon的母親。

某種程度上,Falcão與Meirelles算是完美互補。曾在往日經典奢侈品零售商Daslu總監職位長達23年的她,是外國設計師、攝影師與著名派對主持的密友。這也許就是倆人如此要好的秘密吧,她們代表了巴西時裝界的“陰”與“陽”。

品牌微調

樂觀的美學與正如意大利人口中的閑情逸致(dolce far niente),已成爲巴西版《Vogue》的代名詞,也得益于Falcão對合作夥伴的精挑細選。“與巴西版《Vogue》一起工作,永遠像在參加派對,但她的團隊裏編輯們個個‘手腕強硬’,她不僅僅是個時尚編輯,她是個偉大的新聞記者。”Valentino背後的意大利設計二人組成員Maria Grazia Chiuri說。

Falcão爲巴西版《Vogue》設立的願景可能是無憂無慮,歡快得冒著泡兒,喝彩與慶祝似乎不眠不休。但幕後無人不知她的“鐵腕”,尤其是她的員工。“超模Natalia Vodianova生下寶寶之前,那幾個晚上我也是徹夜未眠。因爲我們必須是第一批報道這個新聞的媒體。這簡直要瘋掉……我快受不了那種壓力了,”Falcão手下的前網絡編輯抱怨道。

巴西版《Vogue》2016年5月刊封面人物Naomi Campbell

根據巴西時尚産業前輩、爲巴西版《Vogue》撰寫專欄長達20年的作家Costanza Pascolato的說法,Falcão那種不妥協的個性讓她在巴西這樣的市場獨樹一幟。“她的能量與野心具有壓倒性,”她承認道,“但我慢慢意識到《Vogue》是她的能量來源。她的工作推動她前進。”

爲使巴西版《Vogue》超越其傳統媒體存在,Falcão在上任Edições Globo Condé Nast的編輯總監後,職權更加擴大。在聖保羅舉辦的《Vogue》時裝嘉年華舞會(Carnaval Ball in São Paulo)可謂巴西版的Met Ball,美妝、汽車等行業品牌與産品能在這個平台進行推廣。

本月早些時候,Falcão還與Veste Rio結成合作夥伴關系,Veste Rio是裏約熱內盧舉辦的設計師品牌展銷會,來自巴西各地數百名買手將聚集于此觀看新産品系列,並能將消費者介紹到折扣店內,幫助品牌出售積壓庫存。

像其他感到國內市場不斷“抽搐”的巴西行業領袖一樣,Falcão也同樣面臨寨卡病毒、政治衝突與投資者擔憂鋪出的艱辛道路。除了《Vogue》最富有的讀者,很多雜志的新粉絲依舊受到目前國內經濟危機的影響,並感受這該國彌漫的緊張情緒,這點絕不應該被忽視——即使是時尚雜志。

與Falcão往來密切的人士表示,Falcão已准備好迎接暴風雨前的平靜。下周當全球時裝界人士飛抵裏約熱內盧參加Louis Vuitton度假系列發布時,聚光燈一定會打在她的身上,而接下來還有更大的舞台:2016年裏約夏季奧運會。

“她把體重減了下來;她又開始跑步了;她很樂觀,也比之前更愛笑了。”Meirelles觀察道。

如果說過去10年能作爲參考,那麽說Falcão將充分利用即將到來的巨大關注不會有錯。有人懷疑她在下一個10年還能後勁十足?她已經准備好予以還擊了:“我始終是一個鬥士。”她笑著說。

來源:時裝商業評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