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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里是一个怀旧剧场。
曾经，天水围是个让我充满好奇的地方，在我的想象中，它被蒙上一层浪漫的面纱，它和九龙城寨、笼屋、重庆大厦一样，是香港特有的产物，在这片井然有序的弹丸之地，它们于边缘地带杂草丛生，藏污纳垢且藏龙卧虎。后来和在香港从事了多年城市规划工作的好友深聊过才知道，想象毕竟只是想象。天水围曾被作为“规划失败”的案例遭遇口诛笔伐，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就是根据发生在天水围的真实案件改编而成。
在毛骨悚然的《天水围的夜与雾》之前，许鞍华曾经拍过一部温情脉脉的《天水围的日与夜》，对于许鞍华而言，后者只是前者的铺垫，真正的重头戏还是想把这起骇人听闻的灭门惨案搬上大银幕，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没承想低调而寡淡的《天水围的日与夜》，上映后在业界和坊间都赢得赞誉声一片，更横扫当年各大华语电影颁奖典礼，在奖项上满载而归。这一切，都让重口味的《天水围的夜与雾》反倒有些黯然失色。
把《天水围的日与夜》影像化的过程颇有戏剧性。在该片编剧吕筱华还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求学之时，她将写好的剧本寄给当时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的许鞍华，剧本的故事背景设置在荃湾，讲述香港普通老百姓平淡生活的点滴。剧本寄出去后便石沉大海，一晃七八年过去了，吕筱华也从事了一份和电影毫无关系的工作，几乎忘记她还曾经创作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后来她因为该片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编剧，言语之间满溢着无心插柳的惊喜。
其实许鞍华并非不想把这个剧本搬上大银幕，只是苦于找不到资金。直到后来王晶决定注资，正在筹划《天水围的夜与雾》的许鞍华，把吕筱华的剧本故事背景从荃湾改成天水围，为的是给那起即将被影像化的灭门惨案做个柔和的铺垫。所以《天水围的日与夜》里展示的，是个“非典型的天水围”，并非大众口中的“悲情城市”，因为它本就不是发生在天水围的故事。
我最初对天水围的想象，也来自于这两部电影的反差，是什么样的地方，既可以让挣扎求存的草根阶层散发出人性的光辉，又潜藏着如此触目惊心的罪恶。虽然后来也知道，前者的美好是艺术加工的结果，但这正也是人们喜爱这部电影的缘由。尽管从荃湾搬到天水围，可《天水围的日与夜》的故事逻辑，却和现实中的天水围是贴合的——基础设施简陋、工作机会稀少、精神生活贫乏，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与自己和谐相处是门大学问。
但既然这本就不是发生在天水围的故事，电影中的天水围多大程度地接近事实反而不重要，重要的是影片呈现的人性之美。描写底层民众的文艺作品，常常跳脱不开僧多粥少的困境，需要用大篇幅地着墨一群挣扎求存的人，如何抢夺有限的资源。《天水围的日与夜》里，并不乏精打细算过日子的细节描写，然而和电影配乐一样，这些细节都只是影片的底色。与天水围的匮乏形成对照的是，影片中生活在天水围的人，无不宽容、隐忍、念旧、互助、无私，这些人性的美德并未透过非常戏剧性的事件和场景加以呈现，而是润物细无声地散落在影片的各个角落里。
影片以鲍起静饰演的贵姐在超市的工作为开端。乍一看贵姐和上了年纪的普通蓝领工人并无太大区别，超市也是日常生活中的超市，但随着影片的推进会发现，超市的场景，某种程度是“孤岛”的隐喻——工作时的贵姐，被水果摊子环绕，在果摊上亲力亲为、精耕细作她的一亩三分地，下班后脱去工作服，她和天水围的其他师奶一样，也需要货比三家地选购蔬蛋及肉类，跨出自己的主场水果摊后，超市的其他部分，于她都是客场作战。
早年丧夫的贵姐独自一人带大独生子张家安，从她与儿子以及其他晚辈的年龄差距来推算，贵姐晚婚晚育，且年少时因为帮补家计、供弟弟读书，她十四岁就出来当学徒。她个人的成长轨迹终究敌不过时代的迅猛发展，没有一技之长的她，被远远地甩在时代的末端，只能依靠出卖体力来养家糊口。
年少时被她供养过的两个弟弟，发迹后都家庭美满、事业有成，住在匡湖居富人区的他们，从未忘记过报恩。但习惯于自食其力的贵姐，在不占亲人便宜这件事情上显得过分较真，牌桌上帮弟妹打麻将输掉的钱、中秋节弟弟家送来的月饼券，她都锱铢必较，必须自己掏腰包才安心，表面上大家庭共享天伦之乐、其乐融融，生活中的贵姐和工作中的她一样，将自己活成一座孤岛，很难和亲人产生实质性的情感联结。
表面上看，张家安是个不需要操心的孩子。他有着还算不错的成绩，也没有叛逆期男生常见的打架斗殴、争风吃醋、虚荣攀比，外婆生病时，他会代替母亲照顾病床上的外婆，舅舅来他家送月饼券时，他也会出于礼貌送舅舅下楼。可没人知道他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比如他想读哪所大学、将来想从事什么职业、偶像是谁、有没有心爱的女生。张家安和他的母亲贵姐一样，如果不专门把他从人群中挑选出来，他的辨识度和存在感都很低。
刚刚结束中五会考的张家安，在母亲上班的时候便独自在家看电视消遣时间，这个青春期男孩的最大喜好，不是通过运动发泄多余的精力，而是和同学一起打麻将和打电玩。他贴满动漫海报的卧室里，找不到一本书的存在，获取消息的主要来源，是电视和便利店买的报纸，有时候还会因为买报纸没获得更多的优惠而被母亲嗔怪。如果不打麻将和电玩，他的社交活动，似乎只剩下团契。一个茁壮成长的鲜活生命，在精神生活和物质条件双重匮乏的情况下，竟然能活得如此安逸，张家安的讷言和“过分正常”共同为他蒙上一层让人看不透的神秘色彩。
除了儿子张家安以外，贵姐最大的情感支持，便是年迈的欢姐。欢姐是贵姐的邻居兼同事，丈夫和唯一的女儿都已经故去，唯一还在世上的亲人，是被女儿前夫抚养的外孙。每当欢姐给这位唯一的亲人打电话时，与前女婿的现任妻子对话时都得小心翼翼，这位前女婿倒也是念旧之人，即便原配去世多年，依然肯叫前岳母一声“妈”，饮茶时抢着买单、死活不肯收下欢姐买的首饰，为的是帮她存下所剩无几的棺材本。
如果说清贫的物质条件已经构成他们的舒适区，明明有条件、却不能到位地关爱自己所爱的人，这或许才是这群善良的人们最大的困境。因为不想给人添麻烦而把自己活成孤岛的欢姐和贵姐，将对方当成彼此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那些无法传递给亲人的爱，都由对方代为接纳。影片在《明月千里寄相思》的歌声中画上句点，欢姐、贵姐、张家安在摇曳的烛光中，过了一个圆满又不圆满的中秋，如影片的英文译名所示的那样，生活还在继续，这就是他们生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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