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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亚太日报评论员林源
中美军事关系被称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受制约因素最多的双边军事关系之一，也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晴雨表”。建交40多年来，中美军事关系大致以十年为一个循环，先后经历了“蜜月期”、“动荡期”、“磨合期”和“对抗期”4个阶段。疫情这三年，中美军事关系经受了美方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具体体现在4个方面：
一是战略定位更为负面。简言之就是，“竞合”关系中“竞争”一面更加凸显，“合作”一面相对淡化。例如，在去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国将中国称为“唯一既具有战略意图，又拥有不断增长能力来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在国防战略中，将中国称为“步步紧逼的挑战”。
二是军事挑衅更为赤裸。主要做法是通过军事示强举动、联合演训活动和“航行自由行动”，不断试探我底线红线及能力底数。尤其是在台海方向，美国将“一中政策”空心化的战略意图更加明显。去年8月佩洛西访台，引爆了近26年来最严重的一场台海危机，让中美军事交流机制陷入瘫痪；而美方近年对台军售持续“加码”，也让中美军事互信基础遭受重大打击。
三是遏控围堵更为绵密。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更强调以盟制华、体系遏华。从盟友体系看，美国依托美英澳“奥库斯”三国联盟、美日印澳四边安全机制，以及其他双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和军事联盟体系，不断壮大印太朋友圈。从军力布势看，美国不断增加印太地区海空军力部署，因应“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持续收缩第一岛链兵力及武器平台，使对华军事围堵的“防守”更具韧性，“进攻”更趋多元。
四是技术竞争更为激烈。中美军事技术竞争发轫于美国人十年前提出的第三次“抵消战略”，其中强调要“在未来10至15年里推动联合部队的发展”，在无人、远程、隐形和水下作战等方面实现对潜在作战对手全天候和全维度的作战优势。疫情这三年，虽然“抵消战略”表面上偃旗息鼓，但其体系布局、技术致胜、全域慑控的“衣钵”却在美军多个作战概念中得到传承，如“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敏捷战斗部署”等。
总的看，疫情这三年，中美军事关系持续在低谷徘徊，有三大突出的特点：
一是根基的脆弱性。与经贸、外交和人文等领域不同，中美军事关系既不相互依存，也没有全球及地区层面的持续性互动，“根基不深”、“联系不紧”决定了两国关系一旦恶化，军事互动将率先“熔断”；而只有两国关系改善到一定程度，军事关系才能“解封”。
二是矛盾的复杂性。中美军事关系的“堵点”，既有认知层面的差异，如对“军事透明度”“地区安全秩序”“中国军力发展”的不同理解；也有现实层面的对抗，如美方在东海问题上的“长臂管辖”、台海问题上的“玩火”、南海问题上的“拱火”等；更有未来层面的博弈，如“人工智能、无人技术等前沿科技的较量”等。
三是转圜的紧迫性。中美军事关系需要建立更多机制化的沟通渠道，才能避免“擦枪走火”；中美关系只有刹住倒退的“刹车”，才能避免让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让世界陷入“至暗时刻”；中美军事关系的持续改善，不仅有益于两国任命，更是印太地区国家的“福音”。
拜登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将未来十年称为“决定性的十年”。对于中美军事关系来说，“后疫情时代”也是两国军事关系发展的“决定性阶段”:
第一，充分沟通是前提。一方面，渠道可以更加多元。另一方面，内容可以更加聚焦，如核政策、网络安全、前沿技术军事应用等这样，既可为双方阐述战略意图提供平台，又能达到增信释疑的目的。
第二，管控危机是重点。不可否认，当前中美军事冲突不仅“风险点”很多，而且“燃点”很低。这里，一方面，要摒弃“敌性”思维，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安全关切，不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登门槛”。另一方面，要把握博弈“火候”，对美方来说，无论是过度进行“航行自由”，还是过度增加自身“安全系数”，以及过度强化与盟友的军事合作，都可能对中美军事关系产生负面甚至是灾难性影响，
第三，夯实合作是出路。合作既是当前中美军事关系的“难点”“痛点”，也是未来中美军事关系发展的“正路”“出路”。这里，一方面，可在“小处”绵绵发力，如增加信息通报内容等。另一方面，可从“大处”寻求突破，双方可在维护海上安全、解决国际冲突、帮助战后重建等方面并肩而行，在核、网络、太空等领域积极寻求合作。
（来源：亚太日报 APD Ne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