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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做疾控人
1998年夏，张晓光从武汉大学毕业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曾毅院士实验室工作，选择做一名“疾控人”。那一年，他22岁。
2003年春，SARS病毒肆虐。他选择跟随李泽琳教授团队在全国最早获批的P3实验室，开展危险性极高的抗SARS病毒的药物筛选工作。
2005年夏，高致病性禽流感。由于当年有P3实验室工作经验的人员非常少，他又选择承担H5N1病毒的检测、分离和培养任务。
2008年春，汶川特大地震。他再次选择成为赴四川抗震救灾队员，在理县开展传染病调查和水源污染状况评估，全力保障大灾之后无大疫。
2009年冬，甲型H1N1流感。他依旧选择与病毒赛跑，在承德市疾控中心确诊了当地第一例甲流病例。
2014年秋，西非埃博拉病毒。他已自然而然选择，成为中国疾控中心第一批援外检测队队员，在塞拉利昂负责埃博拉病毒诊断检测任务长达2个月。
2020年1月31号，张晓光作为中国疾控中心派驻湖北黄冈检测队的队长，肩负着疾控人的职业使命又出发了。这一年，是他选择做“疾控人”的第22年。
疾控人做选择
张晓光是家里的“老疙瘩”，上面还有哥哥和姐姐，妻子是检验科大夫。家中父亲年事已高，近来身体每况愈下，但老人始终非常理解子女。历数多次执行应急任务，家人永远是他最坚实的后盾、最充足的底气。疾控人的使命所在、责任担当，也源于疾控家属们的无私奉献和默默付出。
今年疫情爆发以来，老父亲生怕儿子因为自己身体不好有所顾虑，多次反复叮嘱：“家里有你哥哥姐姐，你是疾控人，国家现在需要你们，要争取早点把疫情控制住。这种时候，你们不冲，谁上？”父亲说到了张晓光的心坎儿里，他早已坐不住，因为作为疾控人，他深知疫情就是命令，他像往常所有时候一样，第一时间主动请战，收拾行装随时待命。
谁知大年初二清晨，父亲突然脑梗，当时就昏迷了。他迅速赶到医院，和哥哥姐姐一同陪父亲检查、治疗，随后的几天，他就医院、单位两头跑，这期间他几次话到嘴边却又咽了下去。终于，还是姐姐先开了口：“晓光，我和你哥都在这，如果需要去一线，你就放心去，好好干，不许给疾控人丢人！”就这样，1月30日下午，张晓光作为中国疾控中心派驻湖北黄冈检测队的队长，肩负着疾控人的职业使命，带着家人的嘱托，又一次出发了。但直到临行前，父亲也没能恢复意识、没能睁眼再看看他……
实验中，他是专业的检测专家。由于当地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尚在建设中，所以起初他不让任何队员进入实验区，而是自己独自去考察，冒着暴露风险做了诸多类型实验，力求排除任何一丝生物安全隐患。“勇于担当、敢为人先”是队员们对他的一致评价。
生活中，他又是心细的疾控前辈。他记得每一位队员的生日，会悄悄地准备生日祝福；当队员情绪紧张时，他会讲故事、说笑话活跃工作气氛，被称为“团队之光”。他还给队员们安排轮休，关心关注每位队员的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健康，但却从未看他给自己放一天假。
任何时候，他还都是尽职的工作队长。他始终是团队中实验任务最重、工作时间最长的人。由于绝大多数队员是第一次参加应急实战，他几乎是手把手传授经验、悉心教导，他说“我要带领团队完成好检测任务，更要带着所有队员平安回家”。
随着生物安全标准化、实验操作规范化、队员之间默契化，黄冈日均检测量也达到了之前的300%。张晓光以为一切都会像曾经所有次一样，只需不辱使命完成任务时，2月7日下午，他的哥哥张晓军却接到了父亲的病危通知，而当天，他本人却又因深夜才离开实验室，错过了哥哥的那一通纠结后的告知电话。原来从二月初老人病情就逐渐加重，哥哥姐姐深知做病毒实验就像在走钢丝，不能有丝毫分心，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他。但面临病危状况，哥哥姐姐商议后决定还是得让弟弟知道。2月8日早上张晓光才知晓这一消息，姐姐以为弟弟足够理智，却不知千里之外的铮铮汉子，脸上早已被写满无力和痛苦。那如何？也得噙泪抉择。
想着12人的检测团队刚步入正轨，想着每日高强度的检测任务，想着队里既有55岁的前辈，又有一半数量的85后——这次由哥哥来打破沉默：“爸和你走的时候一样，都是昏迷，况且你回来也还得隔离，我们护家、你去保国吧。相信如果问咱爸，他也会希望你做疾控人该做的事、尽疾控人该尽的力。”姐姐也跟着说：“是啊晓光，你保护好自己，更要带好队伍，姐还是那句话：不许给疾控人丢人！”上四年级的小侄子还写了一篇作文，题为《我的二叔》，“二叔，我们全家以你是疾控人为荣，加油！”这就是张晓光和他家人的选择，选择在内疚中牵挂，选择在痛苦中坚守，选择一次次与病毒针锋相对，选择守护更多人的生命健康。他自己或许都没有想到，在22岁时的选择，一做竟就是22年。
这些年，张晓光一直在努力，与他一样的千千万万疾控人也一直在前进。他的每一次选择，都是“疾控人”共同且必须的选择，因为每一次危险逼近，疾控人都未曾缺席、都竭尽全力。
山河无恙、人间皆安，向每一位“逆行而上”的疾控战士致敬！
来源：中国疾控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