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三星堆遗址公布了最新发现与研究成果。新发现的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本次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的一个重要亮点,就是发现丝绸已化为灰土的痕迹。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巴蜀文化学首席专家谭继和表示,这是巴蜀丝绸实物考古的第一次新发现,也是本次三星堆考古发掘最令他兴奋的。
谭继和指出,三星堆丝绸发现,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是考古佐实了文献记载的巴蜀文明与中原文明5000年以上交流交融的文脉基因发展的历史。
谭继和表示,丝绸遗痕的发现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巴蜀丝绸的渊源,上承《山海经》记述的5000年前“欧(即吐)丝之野”(指成都平原)蜀人已掌握蚕吐丝的技术;下又为2000多年前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木制丝织锦缎提花机(世界上最早的织机实物)的创制,开拓了新路。
“后来的蜀锦蜀绣、汉唐成都能够成为中国丝绸三大中心之一,成都有‘锦城’‘锦里’‘濯锦江’等美称,这都是三星堆丝绸技艺传薪火开新路的丝绸文脉带来的根基性影响。”谭继和分析道。
“中国是世界上丝绸文明唯一的始源国,‘农桑文化’是中华文明起源的独有特征。它的起源模式是满天星斗,多点、多源、多地域、多样化。”谭继和表示,四川也是中华丝绸文明起源的摇篮。四川优越秀冠的“天府之国”农桑文化的数千年文脉,就包括三星堆时代的卓越贡献。
据谭继和介绍,他曾于2017年5月在《光明日报》发文论证天府也是丝绸文明的重要摇篮之一。“那时河姆渡、钱山漾、红山文化都有最早的4000年至6000年前的蚕茧丝绸遗存或痕迹,唯独四川还没有。所以,我就论证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穿的是黻黼锦衣,上面花纹是‘锦绣缎’,上绣织有鹗鸟、兽面等多种花纹,垂直飘逸、线条流丽。”谭继和说,如此精美图案,非锦衣绸衣缎衣不可,“缎”也是蜀人最早创制。
谭继和认为,三星堆丝绸发现,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是考古佐实了文献记载的巴蜀文明与中原文明5000年以上交流交融的文脉基因发展的历史。从五帝时代到夏商,黄帝嫘祖之子昌意就与蜀山氏通婚联姻,在蜀中若水生下的儿子高阳氏颛顼,还成为五帝之一。他的后裔大禹,就出生在西羌石纽,夏桀娶的也是岷山女儿琬和琰。直到商周,巴蜀与炎黄华夏两个部族集团联系都很紧密。
“古蜀国有五代蜀王,第一代先祖叫蚕丛,最早作为食虫部族,从食野蚕开始,后来发现它能吐丝,于是发明了栽桑丛聚养蚕的技术,故取名‘蚕丛’,甲骨文的‘蜀’字就是‘蚕丛’的形象。而嫘祖颛顼高阳氏集团带来了中原缫丝织绸的技术。”谭继和表示,这两大集团的技术发明组合在一起,就是巴蜀丝绸发明的来源。黄帝“垂衣裳而治”的礼治文明,就包括巴蜀锦绣缎的贡献。三星堆丝绸是对长江上游古礼治丝绸文明产生、形成和和发展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