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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从评论家们安在女作家身上的那些标签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应该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具有女性气质的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出版于150年前，至今已经有了各种通俗易读的翻译版本。除了《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Rogue One: A Star Wars Story），或许还有《欢乐一家亲》（Fraiser）之外，《罪与罚》当之无愧是西方文学世界中最为成功的衍生文本。
根据真实事件写小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创作的19世纪60年代已不是一件新鲜事。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第三十篇《欧也妮·葛朗台》的俄语版，就是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翻译的。他的同代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凭借《童年》获得成功，随后又写出了《少年》和《青年》。而《罪与罚》取材于一个因谋杀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监狱的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据四年亲身经历改写的《死屋笔记》，也是同样的题材。
犯罪故事有许多令人惊叹的类型，比如因厄运而走上犯罪道路的罪犯、职业杀手、强盗、小偷等，但他只选择了一个案子。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身经历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能力，证明了他的开放和足智多谋，也反应了《罪与罚》写作过程的艰难和痛苦。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21年出生于莫斯科，大半辈子都被错误的“命运和权力”影响。到了19世纪30年代末期，他失去了父母。在1849年底1850年初，他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西南部城市鄂木斯克，在监狱里被关押了近十年，并加入了派特拉文斯基文学社团（Petrashevsky Circle，俄罗斯的一个进步文学社团，组织者是米哈伊尔·派特拉文斯基，他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傅里叶的拥趸——编者注）。60年代末，他刚刚结婚，开始和哥哥编辑一本杂志，生活似乎步入了正轨。1864年，这本杂志关停，他的哥哥和妻子相继去世。
在19世纪60年代，经历了西伯利亚事件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已不再是一个激进分子，一是因为他主张废除农奴制的首要任务已经实现，二是因为激进分子内部已然发生了改变。他年轻时的乌托邦式社会主义已经被伦理利己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新无神论教条所取代，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i Chernyshevsky）将他的政治观点融入到小说《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之中，取代了派特拉文斯基的地位。
1865年，已成为鳏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身背哥哥的债务，开始以“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写作罪案”的形式，创作一部攻击被虚无主义笼罩的圣彼得堡的中篇小说，讲述了一位退学的大学生杀死了当地放债人的故事，许多“尚未完善”的概念“充斥在这部作品中”。在写给朋友米留科夫（Milyukov）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向他保证这个故事富有“原创性”和“抓住人心的力量”。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本打算写一部能够引起辩论的政治寓言，或是体现存在主义的作品，但实际结果却是一部世故的大部头。《罪与罚》通过婚姻故事、种种巧合、偷听来的对话和意外来访等等来推动情节前进，而非一场预先构思好的谋杀案，这使得这部作品更接近于一部情景剧，甚至是滑稽剧。在小说中，拉斯科利尼科夫（Raskolnikov）犯罪后不久，他的妹妹来到圣彼得堡，跟她一起来的还有两位缺点重重的追随者：“病态的”自恋的未婚夫卢仁（Luzhin）、恶魔般的斯维德里加依洛夫（Svridrigailov，“一个满脑子都是计谋和诡计的男人”）。然而这两位追求者最终发现，他们都比不过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朋友拉祖米辛（Razumikhin）—— 一位通晓数国语言的知识分子，他对自己财产的唯一计划就是创立了一家翻译出版公司（“也许这是个好主意，”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母亲说，“但话说回来，只有上帝才知道结果。”）。
《罪与罚》
[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岳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年8月
如果谋杀放债人不是这部小说塑造人物的有力工具，那，那么这个情节反而会让人觉得过于偶然了。拉斯科利尼科夫承受着家人和朋友的影响，同时为自己的罪行找了三种不同的解释：从功利的角度来看，杀了放债人会为全人类带来好处；从经济和家庭的角度来看，这可以让拉斯科利尼科夫摆脱贫穷，并把他妹妹从与妓女无异的婚姻生活中解救出来；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拉斯科利尼科夫在一篇书评中写道，真正伟大的人是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
但这些理由很快就失去了立足之地。拉斯科利尼科夫犯罪后的内疚感，一开始表现为高烧，暗示他并非专横无理而又无懈可击，更不是涅瓦大街上的拿破仑雕像。他成功抢来的一点小钱要么藏起来了，要么给了其他人。这种风雨飘摇的状态让他的酒瘾再度浮现，尤其是在他杀了放债人同父异母的无辜妹妹丽扎维塔（Lizaveta）之后。
拉斯科利尼科夫向妓女索非亚（Sonia）承认了他的罪行，并声明自己的动机都是“无意义的”，他内心深处有着“完完全全不同的原因”。理性主义不只是掩盖动物行径和难以形容的动机的合理化借口，这场对话转变成为了一种完全相反的思考方式。列别贾特尼科夫（Lebezyatnikov）建议他通过倾诉摆脱苦闷时，他的回应是“那生活也未免太容易了”。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完美”犯罪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的理解太过局限，这不仅颠覆了他的世界观，也向他证明了，有用的事件并不一定会符合生活的复杂性。
小说的其他部分着重探寻的是，是什么让拉斯科利尼科夫产生了犯罪动机，案件中涉及的其他角色也发表了他们对犯罪心理的看法。同时，书中也呈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喜欢的表达形式：争吵、抱怨和情绪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描绘的人物情绪变化多端，但仍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这个范围也被称作“陀氏精神状态”（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角色经常出现的精神状态不稳定、苦闷、感情压力等——译者注）。
在一幕场景中，医生佐西莫夫注意到，拉斯科利尼科夫原本“苍白暗沉”的脸色在看到母亲和妹妹的一刻“亮了起来”，但也仅仅是“无穷的忧郁变成了更明确的痛苦……像是刻意决定要忍受一两个小时无法逃避的折磨”的程度。
但佐西莫夫认为，拉斯科利尼科夫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比起前一天的偏狂发作是一个进步，原来会让他“近乎暴怒”的语句现在已无法激怒他了（后来，拉斯科利尼科夫经历了“压抑和痛苦”、“奇怪和糟糕”的世界，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里，这只是被爱的感受罢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本的写作计划重点更为紧凑，像是《地下室手记》风格的一场独白。不过，尽管《罪与罚》是从多个角度讲述的，但它在描述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思想时格外生动热情。传记作者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坚持认为，《罪与罚》为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写作技巧开创了先河。在后两者的作品中，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结合、亲密与超脱的联系创作了一种戏中戏的双重叙述技巧，例如《螺丝在拧紧》和《黑暗的心》；或者是运用一种“自由间接”风格，比如《梅奇知道什么》和《诺斯特罗莫》，这种风格的突出特点是作者的叙述直接决定了角色的思想和看法，堪称意识流的先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模式更为大胆，甚至更像是故事书，充满了“他认为”这样的说法（标志着“不自由”），并把角色的思想渲染成一种直接引语（也就是“直接”），就好像是闭着嘴说的独白。
对研究这本小说的理论家和其他作者来说，《罪与罚》更像是一种反模式、教你不要怎么做的指导。亨利·詹姆斯说他根本没看完这本书，约瑟夫·康拉德写了一篇小说《在西方的注视下》（Under Western Eyes）作为讽刺的回应。为什么？这部小说对视角的处理被认为是作者文学视角的证明，要求达到形式与现实、生活与艺术、模仿与自由间的平衡，可以反映为亨利·詹姆斯所定义的“简洁到让人可以呼吸”。与之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则被詹姆斯称为“液体布丁”，展示的是生活和现实，但只有在“构思”和“结构”的帮助下才能展现其意义。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风格的描述是一种直接的拆解，而事实上，他只是在写作中有不同的侧重点而已。《罪与罚》情节发展的精确时间设定，毫无遮掩地追求高潮的爆发，使其成为了一部精巧之作。连续叙述的方式、难以解释的巧合（“这是多么奇怪啊”）和公认冗长的引语（“拉斯科利尼科夫一直想要离开”），让人们对这部作品结构的理想化的平衡和改良不免嗤之以鼻。
约瑟夫·弗兰克过度强调了他受到的欧洲影响，却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获得了教会权威认证的少数重要作家之一，尽管亨利·詹姆斯的门徒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称他只是“野蛮地把刺激的流氓行为和虚伪的道德说教拼接起来，而不应该在世纪交界的小说自由化过程中担任任何角色”。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充满热情的亲斯拉夫派，对俄罗斯的“土壤”东正教会和普希金（Pushkin）相当虔诚。他下定决心要撰写本土化的作品，比起巴尔扎克和维多利亚时期作家来说，他意图少关注社会和情感问题，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意识和理论层面。这种方式在19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一代作家中更受欢迎，其中包括詹姆斯·乔伊斯。他曾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假笑的少女和安排好的寻常事件粉碎了维多利亚式的小说”，似乎是对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一种回应。大卫·赫伯特·劳伦斯（DH Lawrence）也是这一代作家之一，他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心理的分析成为了英语世界文学的基础。
陀思妥耶夫斯基
尽管我们不能断言亨利·詹姆斯的大男子主义气概，但这种压抑元素和几乎男权主义的规矩是詹姆斯美学的关键，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乔治·桑、乔治·艾略特、马哈雷特·奥利方特因为同样的原因成为了他攻击的对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他笔下总是沉浸于思考的男性主角，看上去并不太可能促进女权修正主义。但当安吉拉·卡特被问到她最喜欢的女性作家时，她为自己的答案是艾米丽·勃朗特感到自责（“她是个完全男性化的人”），她曾给朋友解释过：“如果要讨论男性评论家传统上经常套用在女性小说家身上的敏感、脆弱和感知力，那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应该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具有女性气质的作家。”（卡特也说劳伦斯“绝对比简·奥斯丁更女性化”，后来还说他让法国女作家柯莱特看上去就像是拳击手阿里。）拉斯科利尼科夫在《罪与罚》中有这样一句台词：“我太难过了，太难过了！就好像我是个女人一样。”而亨利·詹姆斯很可能只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浪漫元素感到羞愧，这些浪漫元素体现为躁动的内心和热情的眼神、陷入歇斯底里或跑入夜晚的角色，以及对世界历史的极端感受（“这个男人是如此强烈地憎恨拉斯科利尼科夫，我从来没见过任何人心中有着如此恶毒的怨恨”）。
尽管安吉拉·卡特的分类过于简单，但不得不说，许多著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派作家，比如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派翠西亚·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和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不仅都是女性，而且风格在传统上更接近外向、繁复主义和哥特式心理剧，这些特点正是詹姆斯在研究霍桑（Hawthorne）时和在他自己的生活中都极力反对的，劳伦斯则在《劳伦斯论美国名著》（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一书中称赞了这些主义。
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仅靠《罪与罚》一本小说开创了这种新的文学形式。尽管这本书在他45岁时才得以出版，此时他已经出版了不少作品，也经历了许多挫折，但《罪与罚》仍然是他的突破之作，而并不代表他的最佳水平。此外，《罪与罚》与《哈姆雷特》在细节上有着相似性，比如没有父亲的退学学生、书生气的配角、哲学、胡言乱语、谋杀，而且它们都是伟大的杰作，为二位作者更有野心的后续悲剧三部曲作品奠定了基础。
陀思妥耶夫斯基晚期的小说也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比如《白痴》中对“圣愚”的体现，《群魔》中一场关于城市传染病的描写，《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自然神学等等。《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著名的作品，是他展现给世界的一面，但在他的所有作品中却有些被低估。这不是对这部作品的侮辱，而是对作者的赞扬。《罪与罚》就像是一根铰链，也像是地图的边界，能让我们收获到更令人兴奋的体验。
（来源：界面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