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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一方面大大延长了人们的空闲时间，一方面又压缩了自由时间。对一些人来说，餐桌式通勤和社交需求的减少延长了早晨和周末，但是对需要兼顾家庭的人和临时工来说，家庭和工作的需求持续重叠，令人疲惫不堪。
因此，闲暇成为趋势也就不足为奇了。诸如“niksen”（荷兰语，意为“无所事事”）、“过冬”（用休息来应对逆境）这样的概念已经进入了健康领域。什么都不做甚至被称为新的提效秘笈，将这种一直在线的文化——醒着的每一分钟都要追求最优化——与实践相结合。
虽然这种方式主要是针对那些有资源规划自己日程的特权阶层，但闲暇也可以是对资本主义机器的一种抵抗。艺术家珍妮-奥德尔（Jenny Odell）的畅销书《如何无所事事》（ How to Do Nothing ）主张利用闲暇时间，放下智能手机，深入周围环境以建立有凝聚力的社区。
换句话说，闲暇是有伦理支撑的。而关于其伦理的争论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哲学家和神学家们将公民意识的休闲（或称“otium”）和怠惰（或称“accidia”）区分开来。虽然休闲与懒惰各有褒贬，但从罗马帝国时代直到今天，赋闲的历史中始终贯穿着一个核心的张力：人类对社会有什么义务？你只要可以什么都不做，你就应该什么都不做吗？
提倡休闲，谴责懒惰
许多古罗马人认为休闲（otium）是在逃离政治，是对共和国稳定的威胁。它的反义词“negotium”是“negotiation（谈判）”一词的词源。
相反，还有一些人则试图恢复休闲以达到积极的政治目的。西塞罗和塞涅卡都提倡能够服务社会的、个人教化类的休闲活动。他们认为，适当地学习历史、政治和哲学需要从城市事务中抽出时间。学习这些科目的公民可以帮助维持共和国的和平与稳定。两人都将学习休闲与寻欢饮酒等享乐主义的放纵区分了开来。
弗朗切斯科·巴托洛齐的《德摩斯提尼、西塞罗和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Demosthenes, Cicero and William Pitt, Earl of Chatham） 图片来源：Heritage Images via Getty Images
中世纪基督教社会更明确地划分了两种闲暇模式：由修道院进行的天主事工会以及上帝的工作，这其中就包括罗马人定义为“休闲”的一些活动，如沉思阅读。
但是中世纪的善恶体系又在谴责懒惰。乔叟曾写道，懒惰是“所有邪恶思想和所有琐事、玩笑和污秽的基石”。懒惰分散了对许多事物的注意力：生产性经济劳动、精神忏悔和为社会底层成员提供支持的“善行”。
赋闲与工业
到了工业时代，人们又开始批判将闲暇划分为有益的“休闲”和受谴责的“怠惰”。19世纪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尖锐地指出，闲暇是区分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地位象征。他把“政府、战争、宗教仪式和体育”看作资本主义精英享受的主要休闲活动。凡勃伦本就曾尖酸地讽刺过古典和中世纪的学习和休闲活动就是留给懒人的。
与此同时，还有些人则会把即使是最懒散的闲暇形式也解释为对现代性最大弊端的勇敢抵抗。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在闲暇中找到了资本主义奋斗的解药，闲暇者要去熟悉“身边温暖的生活事实”——这是一种对人类同胞和自然环境的直接体验，不要让生活被资本主义机器的参与所压制。
如果说史蒂文森对闲暇的看法有一种诙谐的放任自流，那么伯特兰-罗素的看法则是非常严肃的。上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高风险的意识形态冲突，罗素在关于闲暇的研究和讨论中发现了解决办法。在他看来，他引以为豪的“懒惰”促进了一种良性的思维习惯，它鼓励慎重的讨论，防止极端主义。
然而随着二十世纪的推进，生产力再次成为了身份的象征。在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判断下，长时间的工作和满满的日程表代表了地位，甚至是美德。
你应该无所事事吗？
对闲暇的不同看法背后是其核心的矛盾。根据定义，闲暇是一种不作为，不太可能影响世界。
然而逃离了生产力的仓鼠轮，却能激发出改变世界的思想。真正的思考和洞察需要一些时间远离“谈判”。Reddit上的一个板块就在鼓励思绪游离时的灵光乍现，硅谷的公司也会用休假来鼓励创新。但从表面上来看，你很难判断这种闲暇是享乐还是教化。
今天人们对闲暇的兴趣大增，将其称之为治疗特殊现代病——由封城无聊期和无所不在的科技导致，却没有考虑到其中的政治含义。
《如何无所事事》
额外的睡眠、业余爱好时间和从世俗的烦恼中解脱出来的时间，可以修复身心，促进创造力。然而，健康运动对闲暇的处理往往会强化其特权感，将中世纪的罪责之一——懒惰——重塑为一种美德。
糟糕的是，健康运动为那些有资源、有时间的人策划了稀有的产品和体验，从护眼枕头到昂贵的抗疲劳疗养，这些都会进一步加剧他们的社会隔离。每个人都需要休息，都会感受到逃离社会的吸引力。但是，闲暇往往是一种资源，不公平地分配给有产者，然后被无产者打上懒惰的道德标签。
那么，你应该休息吗？
无论你做出怎样的选择，你都应该知道，个人闲暇与公民意识的闲暇有着不同的功能。个人闲暇可以用来自我重建与更新，但也可能导致反社会或剥削行为。公民意识的闲暇承认我们与社会的联系，即使我们从社会中退出，也给我们探索、游戏和发现的空间，最终会走向一个更公平的社会。
这两种闲暇都对社会有所助益，但人们有越多的闲暇机会，每个人就越有好处。
本文作者Ingrid Nelson是阿默斯特学院英语副教授。
（翻译：都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