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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给你送过去吧。”李明站在殡仪馆火化室门口，在电话里通知死者的弟弟。这是死者唯一在世的直系亲属。
“我不要。吹掉。”
火化工把骨灰放在一块长方形金属板上，启动鼓风机。李明回忆那时的场景，说那堆骨灰看起来像面粉，也像海洛因。
骨灰的主人——因注射海洛因感染艾滋病的52岁男人去世前全身溃烂。医生告诉李明，他唯一的幸运在于已经感受不到疼痛。
骨灰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通过风窗排向空中，散落在屋后空旷的场地。
最近十年，李明在这间火化室的门外，送走了200多个艾滋病感染者。大约一半病人是注射海洛因时共用针头感染的艾滋病，另一半则是性传播。
作为云南省重生关爱中心澜沧分部的负责人，今年32岁的李明在这座边境小城里看惯生死。十多年来，这家公益机构为戒毒人员和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免费服务，使前者有重新融入社会的可能，使后者在尘世中获得尊严。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30日，云南现存活艾滋病感染者超9万例，居全国首列。普洱市澜沧县与缅甸接壤，边境线绵绵80公里，与世界毒源地“金三角”毗邻，有3条出境通道，大量便道交错纵横，公安部列为全国七大毒品通道之一的“昆孟线”穿境而过，特殊地理位置使澜沧县成为毒品渗透的重灾区。
毒品注射成为这里艾滋病传播的重要方式。如今，494名学员自愿在澜沧分部接受戒毒康复治疗——其中约200人是艾滋病感染者，其余均为普通戒毒人员。
这个普洱当地著名的公益机构分部位于县城以东5公里的一处山脚。在长满野花的山坡底部，艾滋病感染者们居住在由两层宿舍楼合围而成的四合院内。
“重生关爱中心”机构内部。摄影：吕萌
53岁的艾滋病感染者徐崇根，是这里从无到有的见证者。他住在二楼靠外开阔的回廊拐角上，看管着一台公用的42寸液晶电视。四合院的居民们把这个拐角当做公共活动区域。多数时候，徐崇根和病友们围坐在电视机旁，沉默无声地盯着屏幕闪光。
只有生死大事才是这里平静生活的例外。每一天，无论四合院的内外，居民们被严格限定在固定的流程内。不同的是，外面的戒毒人员们会将大量的时间耗在集体锻炼上。鉴于他们的身体状况，四合院的居民们无需参与这种集体生活，享有除定时服药之外的全部自由。
纵然只是一道红色铁门将内外分开，这里的寂静也非比寻常。在整齐如一的门房背后，人们坐立无声，甚少交谈，阳光也难以到达房间深处。这是病人们的命运共同体，也是大部分人的最后归宿。
康复中心入门处有一道一米多高的假山，假山上刻着“重生”两个字。“希望”、“重生”是这里的主题。不管命运曾经如何坎坷，他们从未放弃自我救赎
二
或许只有在这里，大家才会无所顾忌地谈“艾”。
“这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命。”徐崇根点燃一支香烟，把给客人的普洱茶放在小板凳上，不动声色地观察客人是否敢端起杯子。
“我去亲戚家里吃饭，他们会当着我的面，把我用过的碗筷扔到垃圾桶里。”他说。
“你这正常，我在寨子里碰到亲戚，人家绕着我走呢。”30岁出头的刘建业笑了。
刘建业是在2012年做疝气手术前被查出感染病毒的。为了隐瞒病情，他在头两年没有接受治疗。“怕别人知道了看不起我。”
这两年，病毒正在破坏他的免疫系统，最明显的变化是牙齿掉了6颗。这个年轻的大货车司机曾经精力充沛，如今却能清晰地察觉到身体正从内部坍塌。在来到重生关爱中心之前，他的生活几乎全在床上完成，只有买海洛因时才会出门。
刘建业在澜沧分部认识现在的妻子王明霞，她也是注射海洛因时感染的艾滋病毒。两人先前已经各自离婚，在这里重组家庭。为了解决生活困扰，李明为他们分了二楼一间约15平方米的夫妻房。
“她还不是一样，她小孩现在都怕她。”刘建业用肩膀碰一下王明霞。妻子双手夹在两个腘窝里，脸朝着地面点点头。他们的言谈看起来像一对正常的夫妻。但在这里，有关生活的一切可能说没就没了。
在艾滋病宿舍区，王明霞在床上休息。5年前，她在注射毒品时不幸感染病毒，目前她的病情稳定，但身体仍然虚弱：四肢乏力、对寒冷极度敏感。她在康复中心接受免费治疗时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和她一样是艾滋病感染者
有时，直系亲属的芥蒂是压垮居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最近，一个不被直系亲属接纳的女病人在澜沧分部两次尝试自杀。她被抢救回来后，李明找她谈心。“别再做傻事了，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你这个病能活。”“嗯。”她对李明点点头。但后来会怎么样，谁也说不好。
“‘歧视’这个词并不准确。”多年从事戒毒康复治疗和关爱艾滋病感染者的普洱市重生关爱中心负责人李继东，能够理解直系亲属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排斥。“本质上是恐惧，谁不怕艾滋病？这是人的本能。”
一位戒毒人员在自己的上铺休息，他目光沉静，期待重回家庭。康复中心的戒毒人员横跨各个年龄层，他帽檐下的头发已经发白
三
一半居民的故事雷同，与注射毒品有关。
王双喜同样对艾滋病充满恐惧。2014年，这位23岁的喷漆工人从广东回澜沧县老家盖厨房，在和朋友的聚会中染上毒瘾。2016年，他在这里接受戒毒康复时查出艾滋病。
“我知道是谁传染给我的，我当时想跑出去把他杀了。”但当他给家里打电话时，才知道“传染给我的人刚刚病死，我怕了”。
至少对王双喜来说，与艾滋病相处并非易事。在很多个无眠的夜晚，他用被子蒙住头，小心翼翼地揣摩身体从内到外每一处细微的变化。他常常用体力来衡量病情的发展。“昨天我还能做30个仰卧起坐，今天做20个就累了，是不是病情突然加重了？”但事实上，他的病情一直比较稳定。
阳光明媚的下午，戒毒人员在练习蛙跳。同吃、同住、同锻炼的集体生活在他们身上留下印记。每天定时锻炼身体是戒毒人员的必修课。出现毒品戒断症状只需要一个星期，身体的恢复则是一个长期工程
他至今没有把得艾滋病的事告诉母亲。说到这儿，他用右手捂住半张脸，手冰凉而缺乏光泽。
他对未来尚有期待。“我肯定要结婚生孩子的。”王双喜打算身体恢复之后回家种树。来戒毒前，他在家里种了500棵松树，如今树已经长到一米多高——然后，再谈场恋爱。
“我会坦白得艾滋病这个事，只希望能找到一个不会嫌弃我的人。”他说。
戒毒人员集体宿舍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红布，戒毒人员们留下姓名以表达治疗康复的决心
四
2017年11月27日，位于南亚热带的澜沧县的夜晚，徐崇根感到寒气逼人。他披上一件军大衣，把王双喜叫到回廊拐角，一起观看楼下戒毒人员表演的篝火晚会。
在宽阔的球场上，一百多个戒毒人员手拉手，在两簇篝火外唱歌跳舞。他们尽量使自己放松，沿着球场边缘不知疲倦地跳下去。
篝火晚会。摄影：吕萌
染毒是另一件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当然也有例外。
41岁的徐云丽坐在艾滋病感染者观众席的第一排，她抽着一种直径0.5厘米的薄荷味细长香烟。带苦味的烟雾随风飘散。
徐云丽是这个分支机构里学历最高的人——她持有教师资格证的大专学历者。7年前她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但她并不吸毒。
如今，她住在一楼红色铁门的门卫室里，主要职责是每天向病人发放免费的抗病毒药物，并监督他们按时服药。
这7年她很少回家，“她（母亲）接受不了。7年了，她还是没有办法面对我。”
她的每次归家都成了一次磨难。回到不足20平方米的门卫室，她彻夜难眠，倍感无力。
“你知道人这一辈子最无力的时刻是什么吗？”她用手掌抹掉脸颊上的眼泪。“就是不管怎么努力都没办法挽回一件事。一旦染上艾滋病，它就会跟着你一辈子。”
即便回到集体中，这种无力感通常还会缠绕她好几天。令她宽慰的是，在她痛苦的时候，自己养的那条黄色小土狗会寸步不离地趴在她身边。
不敢生育的徐云丽把它当女儿养，让它睡在床上。她给自己盖好被子，轻拍腿边的空位，“来，姑娘，睡觉觉。”黄色小狗跳上床，温顺地依偎着她。“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有时候狗比人好多了。”
一位艾滋病人在床上休息，她的狗和她同睡。她说，她在外面受尽歧视，也不敢生育，只能把狗当女儿养
为了打发时间，她在二楼的回廊上种了十几盆她也叫不上名字的绿色植物。“我们都喜欢看点绿色的东西，有生命力嘛。”她在门卫室的窗台上种了三盆花，一盆紫菊，一盆红菊和一盆蔷薇。澜沧的下午阳光强烈，她会打开窗户。这样，她能在床上闻到花香。
在这场篝火晚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年轻的戒毒人员方克奇抱着吉他走到人群的面前自弹自唱。徐云丽想继续看下去，寒冷使她提前回到宿舍。
又一天结束了，篝火橘色的亮光在她的窗户上不停变换。她关门熄灯，拿起药瓶。
艾滋病宿舍区的二楼的一间夫妻房里，桌子上摆着他们日常服用的抗病毒药物。这张桌子也是女主人的梳妆台，疾病并未夺走她对生活的期许
五
这十年，李明只哭过一次。
2016年，一个病情稳定的23岁男性病人在澜沧分部突然吐血，被送到抢救室的时候已经不行了。“上午还好好的，下午就没了，活生生的一条命啊。”
李明时常想起这个病人。每一次，当新来的戒毒人员与他面谈时，他总会告诫对方复吸的危险：如果回归社会通过毒品传染上艾滋病，例子就在那道红色铁门后面。
一位只有6岁的男孩在康复中心和戒毒的母亲一起生活。他穿着一件粉红色外套，那是一个已经离开康复中心的小女孩没带走的衣服
男孩的父母都吸毒，他无人照料，自己在村路上被一辆摩托车撞伤，手术切掉右侧部分头骨。他总是不自觉地捂住向下凹陷的部分。肇事逃逸的摩托车手至今没有归案
也有些人反复来戒毒，这让李明有时感到绝望。但他从来没有在澜沧分部表露这种情绪——只要走进这个大门，就还有希望。
篝火晚会结束后，徐崇根百无聊赖地打开电视机，在换了5个频道后锁定了一档家庭剧。这天晚上，王双喜晚上要值班，如果夜间有病人身体不适，他要第一时间向在隔壁矮楼里的李明报告。
一部分戒毒人员住在李明楼下。这本是一个陈列室，房内宽大的墙上挂着一块签满名字的巨大红布。在这里接受治疗的人们，会留下姓名以表达重获新生的决心。在红布的正中位置，拥挤的姓名中突兀地冒出两个字：孤独。
这天下午，方克奇在阴云笼罩的操场上弹唱过一首流行民谣，歌名正是《孤独》。他唱到结尾处，一道阳光打在他年轻的脸上。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除李继东、李明外均为化名。）
（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