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办”：革命的接待站，战斗的指挥所

（文/张新新）

在高楼林立的兰州闹市区，有两处相隔不远的兰州传统民居院落，青砖灰瓦，木质门窗，显得很特别。这两处院落就是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原址，从1937年5月设立到1943年11月撤回延安，在六年多的时间内，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在营救被俘流落的红军西路军将士、接待我党往返苏联人员、转运抗战物资等方面，均发挥重要作用，被周恩来誉为革命的接待站，战斗的指挥所。

急需打通西北国际交通线

1937年5月29日，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张文彬到达甘肃兰州，随他前来的还有彭加伦等七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营救流落在青海、甘肃的红军西路军将士。10天后，红军驻甘办事处（后改名为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简称八办）开始在兰州南滩街54号前院办公，对外称彭公馆。之后，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八办在抗战中为建立西北国际交通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建立西北国际交通线的战略重要性日渐突出，从西北建立和苏联的联系，是打破日本帝国主义封锁的重要途径。国内局势的发展也使建立西北国际交通线逐步具备条件。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同抗日，减少了国内军事对抗。两党都主张积极开辟西北国际交通线，争取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馆长袁志学对参考消息记者说。

中共中央先后在新疆乌鲁木齐、陕西西安设立办事处，加上八办，三个西北办事处的设立使得延安、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直至苏联连成一线。

在八办的同志和一批爱国进步人士的努力下，2000多名西路军将士通过西北国际交通线到达延安，重回党的怀抱。而西北国际交通线的畅通也加强了中国同苏联及世界其他反法西斯力量的联系，在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羊毛车东来西往运物资

上世纪30年代末，在甘肃兰州通往新疆的甘新公路上，人们经常看到一辆辆东来西往的卡车。这些卡车东来的时候装满各种武器弹药，西去的时候则是满载羊毛等物资。

老百姓称之羊毛车。袁志学说，苏联当时在经济上也面临巨大困难，苏联政府在援助中国的同时，提出以羊毛、棉花和稀有金属作为补偿的建议，而双方交货的地方就在兰州。根据当时中国和苏联签订的协议，苏联援助中国的物资在中国境内主要由汽车运输，甚至当时的飞机都是先拆卸，然后用汽车运到中国后再组装。羊毛车在西北国际交通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保障陆路交通线的畅通，早在1937年10月，苏联就在兰州设立军事代表处和外交代表处。1938年5月，国民党政府决定以西安到兰州的公路为基础，成立交通部西北公路局，修筑甘新公路，1939年全线完工。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西北国际交通线正式打通，八办则承担了莫斯科和延安之间物资、药品和书籍的转运任务，这些战略武器和物资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底到1938年初，由苏联出钱，新疆人民首批支援八路军的两万件皮衣，用汽车和骆驼分批从乌鲁木齐运到八办，然后由兰州转运到陕西长武，再由三八五旅收转运往抗日前线。

除了物资援助外，苏联还选派援华空军志愿队和援华航空运输志愿队到兰州，除部分留在兰州参加保护西北国际交通线的空中作战以外，大部分从兰州转飞各战区直接实施对日作战。

人员往来重要中转站

1938年6月，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住进八办，他就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从苏联治病回国的他，不仅携带了不少物资，还携带了共产国际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重要文件。

袁志学说，这份文件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维护党的领导集体团结与统一，领导全国人民推动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西北国际交通线的重要支点，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也是通过兰州，或辗转前往苏联学习、疗伤，或返回延安。这些人中不仅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任弼时等，还有越南共产党总书记胡志明、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等。

除了人员交流，中共和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也是通过西北国际交通线打通。中共中央派往苏联学习无线电工程的段子俊等五人从苏联回国时，带回一批电讯器材，于1938年1月从乌鲁木齐到兰州，之后从兰州经西安回到延安，于1938年4月建立了一台功率较大的无线电台，开通了延安与莫斯科的直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