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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據新華社報導，在創作《鷹與龍》這本書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特聘教授塞爾日·格魯金斯基發現，“如果不了解中國這個偉大國家的過去，就無法書寫歷史，哪怕是美洲的歷史都下筆為艱。”
今天的世界正在發生巨變，正是全球史本身還原了歷史景象的厚重性、複雜性、多樣性與模糊性。如塞爾日·格魯金斯基所說，“今天，我們在考察歐洲文藝復興時若無視中國、伊斯蘭國家、印度等１６世紀地球上的主要行動者，那怎樣對新世界進行思考？”
正在中國舉行的第２２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上，全球歷史學家們用一天的時間，探討了“全球化視野裏的中國”，從西方歷史維度看中國及中國與世界的關係。
國際歷史學會主席瑪麗亞塔·希耶塔拉對中國的思考，從絲綢開始。
古代絲綢之路開闢於２０００多年前的西漢，是一個多條線路組成的交通網。主路沿著波斯人修建的前往土耳其和地中海的舊途，一直延伸到英國。主要出口的商品是絲綢、紙張、火藥和香料等。
“我們很多人在小學已讀過《馬可·波羅遊記》。馬可·波羅可能是來往古絲綢之路上的最有名的西方人。”她說。馬可·波羅出生於１２５４年，成長於地中海貿易中心威尼斯的一個商人家庭。
他的遊記記錄著，在一個龐大的交通網中，以一條運河為主的運輸系統把中國的大城市和市場聯繫在一起。居住在繁華都市的市民，可以用紙幣購買紙質書，用精緻的瓷碗食用米飯並穿戴絲綢衣物。馬克·波羅還遇到了一些對他而言全新的現象，比如替代金、銀和煤的紙幣。
從這些記錄中，瑪麗亞塔·希耶塔拉感受到馬可·波羅對中國強大的國力、巨大的財富和複雜的社會結構是何等驚訝。
在她眼裏，歷史上中國的絲綢是很昂貴的。在６世紀中葉，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曾派遣兩位修士打探中國的絲綢生產。他們把蠶蛹帶回拜佔庭，自此歐洲開始生產絲綢。當１４５３年奧斯曼土耳其人征服拜佔庭後，他們關閉了絲路，並中斷了與中國和歐洲的常規交流。
“只能等到１８世紀，大部分歐洲人才完全接觸、了解到中國豐富的文化。”瑪麗亞塔·希耶塔拉說，洛可可風格的設計者們發現中國的裝飾品是如此迷人，以至於把它們設計成了的挂毯的一部分。帶有中國紋樣的瓷器生產從中國工場擴散到英國。
如今，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建設正在推進。在報紙上看到這些消息後，瑪麗亞塔·希耶塔拉激動萬分。
“作為東西之間交流與合作的標誌，絲路精神是世界各國共享的一個歷史和文化遺產。”她說，絲路經濟帶將著眼於把中國、中亞、俄羅斯、歐洲及巴爾幹半島連在一起，這無疑將促進沿線國家的經濟繁榮和區域經濟合作。
美國歷史學家林恩·懷特１９６７年在《科學》雜誌上發表的論文《我們時代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把西方文明對大自然的掠奪和毀滅性破壞，歸因於西方社會人與自然二元對立的倫理學體系，進而從思想史的角度，對造成此種文化的猶太－基督教傳統展開了猛烈的批判。
在中國，以陰陽五行論為主體的宇宙解釋框架，一直到鴉片戰爭以前，都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中國人民大學生態史研究中心夏明方思考，“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可以走向另一個極端，從東方文化之中尋找解救當今世界環境危機、生態危機的秘鑰？”
四川的都江堰，廣西的靈渠，以及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魚塘”……夏明方用這些例子說明，有著幾千年曆史的中華民族，可以利用其生態智慧，來追求天、地、人之間的和諧。
西方當代著名歷史學家伊懋可曾把中華帝國史描繪為“三千年的不可持續增長”。兩者之間如此強烈的反差，引起國內外諸多學人的極大興趣。
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前後，中國又一次處於史所少見的生態危機中。“我們不能否認十八世紀中國曾經的輝煌，但即便是將此一時期的中國與歐亞大陸另一端的英格蘭一視同仁的美國加州學派，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的道路因為極其嚴重的生態危機而關閉了通往工業革命的通途。”夏明方說。
他發問，人類究竟向何處去？是繼續掙紮在所謂的“人新世”，還是不可避免地滑入“後人類時代”，抑或是走向人與自然彼此共生的“生態紀”？
所幸，中國正經歷著一場革命。夏明方指出，一種類似於歐美發達國家的“歸土運動”或“回歸自然運動”，即充滿中國特色的新概念“生態文明”，與歐美近幾年發明的術語“人新世”（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亦譯“人類世”）一樣，在全球範圍內廣為流行。
他認為，如果說“人新世”揭示的是人類對自然的全面主宰及其對地球的大規模破壞，“生態文明”則顯示了一個古老國度，在高度工業化的淬煉過程中，力求超越現代化，重建自然的美麗夢想。（完）（參與記者：韓筱婧、婁辰、王海鷹、席敏、王子辰、滕軍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