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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日报】西汉南越王墓发现于1983年，是迄今岭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随葬物最丰富、唯一饰有彩绘的石室墓。该墓藏于象岗山腹心深处20余米，出土了“文帝行玺”金印和“赵眜”玉印以及玉角杯等珍贵文物一万余件，可确定墓主为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约前137年至前122年在位）。
墓室建筑面积约100平方米，仿阳宅形制建造，坐北朝南、前朝后寝，分前后两部分，分别由石门隔开。墓前部为前室、东耳室、西耳室；后部为主棺室、东侧室、西侧室和后藏室。墓主葬具为一棺一椁，安放在主室正中。墓中不仅放置了诸多奇珍异宝和生活用品，还随葬了15个殉人，作为他地下的仆役。南越王墓及其随葬珍品是南越国的重要历史遗存，对研究秦汉时期广州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1996年，南越王墓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为 南越王墓墓室
早在2000多年前的南越国时期，广州就十分重视与海外的交通贸易。史书记载，南越国的都城广州是西汉早期重要的港口和商品集散地。据《汉书·地理志》等史料记载和考证，汉武帝时汉使率领官方船队，携带黄金、丝绸等物品，从番禺(即今广州)出发到达了东南亚、印度洋南岸和斯里兰卡等地；公元前1世纪，中国的丝绸已成为地中海国家最珍贵的衣料，外国的香料、金银器、奇珍异宝等亦从海路运抵番禺，表明秦汉时期的广州是海外珍品的集散地。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是南海“丝绸之路”的始发大港，唐宋时期广州港逐渐成为海上丝路的第一大港。到了明清，当时的政府实行闭关海禁，广州一度成为全国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17世纪到19世纪的历史名埠“十三行”达到海上丝路的高峰。
20世纪50年代以来，通过考古发掘和专家研究，南越国时期的海外交往情况愈加明晰了。1975年在广州发现的秦代造船遗址，根据这个遗址，专家们估计当时已可造出宽达8米的船只。而广州西汉南越王赵眜墓中出土有一件珍贵的船纹提桶(图1)就是一件实物证明。这件船纹提桶出土于东耳室，复耳，矮圈足，器身有4组纹饰，在它的近口沿处有一组几何形纹饰，近器足处有两组几何形纹饰，器腹中部为船纹。船纹分两组，共4艘船，每艘船的形体大致相同，船上有5个饰羽冠穿羽裙的羽人和一名赤裸的俘虏，船的首尾高高翘起，船首有一只指航的金鸡，船上有几面扬起的风帆，中后部有一把弓形的大橹，船内分舱，均有5或6个船舱，船舱内满载战利品，有一舱内满是铜鼓。船身周围还有海鱼海龟水鸟。这组图案反映的是海上作战凯旋的情形，这些船应该是用于远航的海船。由此可知，秦汉之际的南越国，广州的确已经拥有相当规模的造船能力和先进的技术水平，能造出像这样能经历海上大风大浪的海船。这也为岭南地区与海外的交往提供了基础。
图1 船纹提桶
随着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建立，许多在当时中原地区极为罕见的物品纷纷从海外传入了广州，使广州成为了犀角、象牙、翡翠、珠玑等奇珍异宝的集散地。至今，广州还保存着许多海贸遗珍，而其中出土于南越王墓中的波斯银盒备受世人瞩目，它被认为是岭南地区发现的最早“舶来品”之一。
图2 玻璃珠项链
图3 波斯风格银盒
这件银盒它出自墓主人棺椁的“足箱”内。整个银盒呈扁球形(图3)，通高12.1、盖径14.3、腹径14.8厘米，重572.6克，盖重243.8克。器身有子口，盖与盒身相合之处的上下边缘各饰有一匝穗状纹带，上有谷粒般的凸起，表面有极薄的鎏金。盒身和盒盖上都有对向交错的蒜头形凸纹，纹样是用模子锤而成的。南越王墓银盒通高12.1厘米、腹径14.8厘米、器重572.6克。从造型到纹饰，银盒都与中国汉代及其以前金属器皿的风格截然不同，但在西亚波斯帝国时期的金银器中却不难找到类似的标本。银盒所使用的捶揲工艺也是汉代所没有的。所谓“捶揲”，就是充分利用金银质地比较柔软、延伸性强的特点，用锤子敲打金、银块，使之延伸展开成为片状，再根据要求打造成各种器形和纹饰。这种技术是在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兴盛起来的，安息的金属工匠继承并发展了阿契美尼德时代以蒜头凸纹为装饰的风格。所以在西亚波斯帝国时期的金银器中蒜头纹饰的标本很容易找到。
这件银盒在造型和制造工艺上与同时代的中国银器有着明显差异。首先，银盒从造型到纹饰都与汉代及以前的器皿风格迥异，但在西亚波斯帝国时期的银器中却不难找到与之极为相似的品种。其次，汉代的银器一般是铸模制成的，而这件银盒却是锤制成，这种工艺正是当时西亚普遍流行的技术。锤法是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兴盛起来的，经过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和塞琉士王朝的统治后，安息人的金银细工，继承和发扬了阿契美尼时代以凸瓣纹为纹饰的作风。第三，经化学分析，银盒的银含量与墓中其他银器的银含量并不相同。由此可知，这件银盒确实是一件舶来品，从西亚经海路传入了南越国后，能工巧匠们根据汉时器皿的特点进行了加工改造，在它的盖上加了三个小钮，又在其底部加一个铜圈足，并在盖面和底部刻上了汉字铭文，使其又具有中国的传统风格。这件银盒实为一件中西合璧的精品，是目前已知广州地区发现最早的一件舶来品。经专家研究，这件银盒很可能是从安息传入的，并进一步推断在丝路开通以前，安息产品要从陆路运到我国困难是很大的，然而从海路运输却完全有可能。因此，这件银盒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最好的见证。
图4 珠襦组带上的金花泡饰
南越王墓主棺室和西耳室还出土有焊珠金花泡(图4)，直径1.1、高0.5厘米。泡体为半圆球形，底下焊接一根横梁以供连缀。金花泡的焊花非常复杂，在球面形的泡体上饰有几组图纹，同是用金丝和小金珠焊接而成，以圆圈纹、心形纹和堆珠纹分别构成三等分或四等分。在底口的平沿上还饰有两圈绞索形纹带。这些用金丝组成的图纹，每一圈和每粒小珠都是焊接固定。从传统的金银器加工工艺得知，绞索形纹是用极窄小的薄金片作相对方向搓捻而成，小金珠是用金丝剪成小段高温吹熔凝聚而成。同样的金花泡钉在以细密的小颗粒金珠焊接在金器的表面，是地中海沿岸流行的金工技法，如埃及等地。这种金珠的形制和焊接工艺都不是中国固有的，因此，也可知这些金珠或其制作方法是由海路传入我国的。
图5 乳香
图6 四连体熏炉
南越王墓中出土的乳香和象牙，还反映了罗马商人在广州的贸易。西耳室发现了重21.22克的乳香（图5），是作为熏炉的香料。焚香弄琴，宴乐歌舞，可谓风雅之至。南越王墓出土了11件铜熏炉，分单体和四连体两种，其中四连体铜熏炉有5件。这件四连体铜熏炉(图6)，是由4个互不相连的小方炉合铸而成，平面呈“田”字形，有方形的座足，盖有菱形的镂孔，镂刻着星条纹和三角纹。四个小盒互不通连，就可以用不同的香料同时焚烧产生复合香味；菱形的镂孔则是为了便于香味的发散。熏炉在中原汉墓和岭南汉墓中都有许多发现，可以看出，熏香在当时的中国，已成为一种习俗，特别是在当时岭南地区的统治阶级中已经蔚然成风了。此外，在南越王墓的西耳室，还发现有五支原支大象牙，象牙每支长在120厘米以上，经鉴别，它不同于纤细的亚洲象牙，而为非洲象牙。
公元前3世纪中叶通过布匿战争，罗马战胜迦太基争得西部地中海的霸权，当时罗马商人又频繁活动于红海海域，他们可以轻易地得到主要产于红海沿岸的乳香和非洲象牙，并用这些物品与汉人交易。所以这些乳香和象牙完全可能是经罗马商人之手传入广州的。
这杰出的造船工艺、精美的银盒、华丽的金花泡饰、幽雅的熏香、珍贵的象牙，无不折射出先民们与大海勇猛搏斗，以博大的胸怀接纳外来文明的历史画卷，也成为南越国时期，广州与东南亚、南亚印度半岛、西亚及远至非洲沿岸的繁盛海外贸易的有力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