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文学教授出新书 谈鲍勃·迪伦为什么重要

对于那些对鲍勃·迪伦略知一二，或者起码是听过他的名字的人们，这本书能帮他们理解，为什么他这么重要。”哈佛大学的古典文学教授，新西兰裔的理查德·F·托马斯（Richard F Thomas）这样描述自己的著作《迪伦为什么重要》（Why Dylan Matters）。他措辞委婉，并没有完全展现这本书的特点。这本书融合了回忆录和文学分析，透过经典的视角，一针见血地研究了乐理——当然还有最重要的——爱。托马斯对迪伦可谓是充满热忱，他对迪伦的爱无私而热烈，读完这本书后，人们不可能不为之所动，更何况我（本文作者Zoe Williams是卫报的专栏作者）还有机会和作者见面。我自认是迪伦的歌迷——但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自己是多么不够格。

我们相约在伦敦伯爵宫地区的Troubadour咖啡馆见面，这里曾经活跃着许多著名音乐家，像是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和保罗·西蒙（Paul Simon）。不过让它成为真正的璀璨珠宝的是，在民谣音乐复兴潮中迪伦1962年在这家咖啡馆的演出，当时他用的还是另一个艺名：Blind Boy Grunt（盲眼男孩Grunt）。除了寒碜的演出现场，更让托马斯气恼的是人们在迪伦的歌里试图找出他个人经历的影子。他在书中提到了一场1960年代中期的新闻发布会： “迪伦变得近乎愤怒了，他充满敌意。在那些死板的老牌报社看来，好音乐唯一的标杆就是甲壳虫乐队（the Beatles）和多诺万（Donovan）——尽管他们对两者的音乐也没有多深的理解。但是你总不能问毕加索，他的画‘画的是什么’吧。”

《迪伦为什么重要》

虽然如此，托马斯还是一门心思扑在解读鲍勃·迪伦上，在其早期的作品中找寻意象和圣经典故，在其后期的音乐里发现古典艺术的痕迹。他的歌词中，一会儿有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的幻影闪现，一会儿又吟诵起奥维德的一节情诗。还有些时候，托马斯也不能看穿这些隐喻的来源，他凝视着这一行行诗，陶醉其中。“这音乐来自那里？比如说《It's Alright, Ma (I'm Only Bleeding)》，在60年代怎么会产生这么不可思议的歌词？还有这些歌词中的诗意，比如《Mr. Tambourine Man》的歌词‘在钻石天空下起舞，自由挥动手臂/蓝海映衬下勾画出剪影，黄沙环绕中狂舞如马戏/带着一切记忆与命运，一起潜入翻涌的波涛之下’。这歌词的灵感是什么？”

托马斯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忆道，他2003年曾向哈佛大学提议，设置一个专门的迪伦研究课程，但当时遭到了一些同事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个课题太琐碎，不足为道。但是到2016年，“迪伦学”已经建立完备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揭晓，“《纽约时报》的记者当天下午就来到了我的教室，这条消息还上了《时代》杂志艺术版的头条。于是就在周一，我签下了出书协议。”

虽然迪伦向来抗拒大众对意义的追求，这跟他拒绝为某政治立场站台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不管是反战立场，还是民权议程，他都选择回避，不成为任何一方的代言人。但托马斯对这点十分笃定：“事实上，他写出了捍卫民权的最好歌曲《Blowin' in the Wind》和最好的反战歌曲《Masters of War》，而且都完成在他二十三、四岁以前。”

《Masters of War》后来成了扎在迪伦身上的一根刺。这首歌被看作是反对越战运动的圣歌，“所以人们便以为他是个和平主义者，虽然他从没走上过街头示威游行。我个人认为，他还是十分保守的，但也反对越南战争。从1966年到1974年，迪伦都都没有举办过巡演，而这正是越南战争时期。”

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如果你正在努力消化这么个想法——把迪伦看做一个保守主义者，这也不完全准确：“我认为在最好的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选择明哲保身。他真正的政治态度呢，没有人知道。但当奥巴马赢得选举的时候，他闪烁其词，巧妙地说：‘看起来一切都会变好了。’所以我并不觉得他是一个共和派保守分子。”

迪伦的职业生涯可以根据音乐流派或者歌曲主题划分为几个阶段：从不插电到插电，接着是他的基督教音乐时期，随之而来的八十年代中期，迪伦并不怎么受欢迎，最后在1997年，他的音乐重生了。托马斯介绍说，他最近的作品中经典的意象最为丰富——特别是《Tempest》——品质一如既往地令人满意。但每每向下一个阶段转型，迪伦都会流失一些铁杆粉丝。“你知道那个关于叛徒犹太（Judas）的故事吗？在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厅，1966年他完成了演唱会前半段的不插电部分，再度出场竟像换了一个人，穿着不同的衣服，带着电吉他乐队。观众们嘘声一片，迪伦还在和观众交流。这时候台下有位观众对这个犹太歌手大喊：叛徒。迪伦回应道：‘我不信你，你是个骗子。’然后他转过身对乐队说，‘给我他妈大声弹’。就像是机关枪，《Like a Rolling Stone》的和弦响起，电吉他的琴弦不可思议地震颤着。我觉得，他知道他要走向那条路，而且他总是走在歌迷的前头。”

粉丝们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离开，有时候再也不会回来，比如说在基督教音乐时期，迪伦通常以一次完整纯粹、慷慨激昂的布道开始他的现场演出，这听起来有些奇特。“可能在很多人的心里，他已经死了。”这是他们的损失，因为他每一次对歌曲的重塑，总是比之前的版本走得更深更远。而且不管你对一首歌有多了解，现场的演绎总是难以预测的。真正的迪伦学家总喜欢听私制的现场版唱片，录音室专辑是因为保护版权才存在的。

1984年，迪伦在慕尼黑。

我问托马斯他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那个慌张的老古董才是真正的迪伦，而天才只是意外？托马斯坚定地摇了摇头，回答说：“那意外也太多了。“一定程度上说，迪伦晚期作品里的一些经典意象引导他回到了最早的根源——布鲁斯和民谣音乐，尽管中间走了些弯路。“想想歌里的忧伤——随着《Not Dark Yet》曲终，歌手的生命也走到尽头。但这首歌的美已经抵消了意境的伤感。我们总要走向死亡，那么你打算怎么面对？可以选择相信来生，或者是专注于人类思想通过艺术造就的的美丽。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像艾略特（Eliot）、但丁，或者我的研究对象维吉尔、奥维德一样，天才的迪伦常常沉醉于诗意的传统——福音、民谣，特别是民谣。早在古埃及、古罗马就有民谣历史，人们在歌谣中吟唱着他们如何面对死亡。维吉尔的《牧歌》可谓是西方田园诗的鼻祖，书中就记录了这样一些歌谣，描绘着牧羊人的互相争斗。这是一种文化现实向艺术的转化。迪伦只需要听几遍，就能吸收一首歌的精华。发表诺贝尔奖致辞时，他就提到了这些古典民谣对他音乐特质养成的作用。”

在得知获奖之后，迪伦好几个星期都没有给出回复（诺奖方面则表示‘无论需要多长时间来考虑，我们都会等’），这点把诺奖委员会的鼻子都气歪了。“我认为，鲍勃·迪伦是无法想象自己和那么多观众同处大厅里的。”在这之后，他拒绝到场发表获奖感言，不得不由美国驻瑞典大使代为朗读。不过他确实发表了诺贝尔演讲——并且凭借它拿到了90万美元的奖金——演讲字里行间浸透这他对自己作品和影响力的沉思审视。他谈到了对自己意义最为重大的几本书——《白鲸记》（Moby-Dick）、《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和《奥德赛》（The Odyssey），因此托马斯说，“这也证实了我的理论，迪伦已经成为了奥德修斯（Odysseus，他献木马计破特洛伊，在回国途中屡遭波塞冬、海妖的阻挠，历尽艰辛最后回到故土）。他用了‘你’这个代词，‘你睡在一个错误的女人身边’，这个‘你’可以是奥德修斯和海中女神（Calypso），可以是迪伦自己，也可以是你或者我。这也是他天才的一个表现，没有东西是板上钉钉的，但任何人们可以在歌词意象和自己的经验之间搭建联系。”

往日时光……托马斯开始着手研究迪伦学。

托马斯走访了迪伦的高中，也探望了迪伦现在年届九旬的英语老师，托马斯对迪伦几个月的大学生活的反思研究甚至比他本人更深刻。他还看了迪伦的现场表演，有时候一次巡回演出他会看上好几次，全神贯注心无旁骛。但他从没见过迪伦，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想要见上一面。托马斯教授解释说，“首先，他什么都不会说的。其次，维吉尔是我花最大工夫研究的诗人，我们知道他在哪里出生，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生，也知道他什么时候去世。在他离开人世后的一百多年，还有一些轶事野史涌现，但这些都没给我造成困扰。我不需要见到他本尊，我关注的是他的诗。再说，我见到迪伦的话，能说什么呢？”

（翻译：马昕）

（来源：界面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