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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针乙肝免疫球蛋白（乙肝阻断针），终究没有注射进姚策的身体。
28年后，姚策确诊肝癌晚期。医生通知他，如不能尽快进行手术，他的生命或许只剩下3个月。相差1个月时间，500多公里外的杜丽青也确诊肝癌。
1992年6月，姚策出生时，因为母体乙肝垂直史，他母亲杜丽青的医嘱上写着“肝功能轻度异常”。同一产房内的许冬梅，比杜丽青早11个小时产下儿子郭涛。
住院4天后，许冬梅出院，院方把姚策交给她带回九江。郭涛则随杜丽青在河南驻马店。她们都相信，带回家的都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从此，姚策和郭涛在原本不属于各自的家庭，交换28年的人生。直到姚策确诊肝癌，双方才知真相。
他们的命运在错换的那一刻已被改变，但结局已难逆转。“医院把孩子搞错，把阻断针打给郭涛，要是一出生就立马打疫苗阻断这个病毒，姚策的命运也会改变。”2020年5月7日，许冬梅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说，“但如果不是生病，我们可能永远也不知道事实。”
“五一”期间，两个家庭第1次在九江团聚。“可能就是天意，安排我们在28年后同时发病。”肝癌术后1个月的杜丽青拉着姚策的手说，“我把所有的爱给了郭涛，但其实也是给了你。”
姚策赴上海就医后，病情稳定，癌细胞未转移。但他们与开封医专第二附属医院（现更名为河南大学淮河医院）的纠纷才刚刚开始。5月14日，开封市卫键委的工作人员对媒体称，对医院的行政处罚超出20年的追溯年限，后续将研判处置。此前，姚策的家属与院方协商4天，不欢而散。
割肝救子
51岁的许冬梅决定割肝救子。
此时，许冬梅并不知道，姚策非她亲生。2020年2月17日，姚策在江西景德镇一家医院确诊肝癌晚期。相差1个月时间，五百多公里外的河南驻马店的杜丽青也确诊肝癌。
这是一个假期很长的春节。不同于往年热闹的气氛，疫情当前，上述两座城市的人们，选择把自己关在家里，防备公共危险。
年前，他们的家庭各自备足年货。1月17日，在宁波创业的姚策回到九江，跟母亲许冬梅团聚。此时，距离春节还有8天。作为河南驻马店一家派出所的辅警，杜丽青的儿子郭涛则比平常更加忙碌，但他依然抽出空来，给儿女买新衣服，也陪着杜丽青备年货。
平日奔波忙碌的家庭成员，在这刻停留欢语。大年三十，姚策带着妻子、孩子陪许冬梅吃了年夜饭，便收拾东西去100多公里外的景德镇——陪岳父一家过年。许冬梅说，每年春节，她都是由着孩子高兴，想在哪边过年都行。自武汉封城后，在卫生系统上班的许冬梅对姚策的嘱咐是：注意做好防护。
姚策提防着新冠病毒，但终究没能躲过从一出生就潜伏在他身体里的乙肝病毒。姚策2岁时，因入幼儿园需查血常规，许冬梅才得知姚策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当时，她只责怪自己不够细心，没有带好孩子，“怀疑是打针的时候不干净导致感染。”
病来得如此迅疾。“2月15日，背痛；2月16日，腹痛。”姚策去景德镇第三人民医院检查，确诊肝癌晚期。许冬梅不相信，微信视频中跟姚策不断重复，一定搞错了。姚策听许冬梅的话，确诊当天，从景德镇返回九江，重新检查，结果依然是肝癌晚期。
许冬梅感觉自己像“一棍子被人打蒙了”，回到家中，跟爱人姚夫山抱头痛哭。她很快在混乱中镇定下来，擦了眼泪，许冬梅开始筹钱为姚策治病。
举国抗疫，治病更为艰难。2月1日，武汉一位母亲带着患白血病的女儿到九江长江大桥，向警员解释，希望通关把女儿送到九江化疗。她女儿原在武汉化疗，但因为新冠肺炎，无法继续在当地医院治病。许冬梅也想成为这样的母亲。
许冬梅卖掉车子，凑了15万。她想把姚策送到医疗条件更好的南昌去治。许冬梅找朋友借一辆面包车，把姚策送到南昌。因为疫情，医院不允许陪护，南昌宾馆又多数不营业，许冬梅和爱人姚夫山在面包车里睡了14天。
姚策想“自己还年轻，要活下去”。3月中旬，许冬梅带着姚策到上海求医，通过联系日本顺天堂外科医院，得知可以考虑肝移植手术，她当即决定捐肝，“用自己的肝给儿子续一命。”
在姚策到达上海之时，河南驻马店的杜丽青已经确诊肝癌，并为术前做准备。这两个曾经相遇在河南开封医专第二附属医院（现更名为河南大学淮河医院）产房的家庭，几乎在同一时间承受劫难。
12床和16床
1992年4月，怀着8个月身孕的许冬梅，由丈夫姚夫山护送，在九江登上去武汉的轮船，然后由汉口转12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到达开封。
姚夫山本不同意许冬梅去开封待产，他担心爱人“生活不习惯”。但终拗不过丈母娘的坚持。许冬梅的父亲早年在开封服役，一家人随后便在当地生活。许母让许冬梅去开封待产的原因是“父母在开封不放心”。
当时，姚夫山也是一名军人。他和许冬梅在九江相识、相恋、结婚，直到怀了孩子，都不曾两地分开。在九江轮船渡口，他把许冬梅交给岳父母，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许冬梅倒是挺乐观，她觉得到开封后“有爸妈哥哥姐姐照顾，挺好”。轮船行使在江面上，进入良夜，许冬梅倒有些不安，“船上特别吵，我就特别愁。”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当时到底愁什么。她捧着一本“育儿知识”进入梦乡。
在开封父母家住2个月后，1992年6月15日，离预产期还有一个礼拜的许冬梅喊痛，进入开封医专第二附属医院（现更名为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待产，床号12。“如果是正常到预产期生的话，就不会在医院跟杜家有交集，就不会搞错。”许冬梅说。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受访者供图
根据档案显示，23岁的许冬梅在产房遇到16床的杜丽青。此时，29岁的杜丽青已经在医院待了十几天。
杜丽青是河南驻马店人，和丈夫郭泉在当地经营一家餐馆。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第一胎是个女儿，因为在驻马店出生时脐绕颈大脑缺氧，导致后天智力障碍。郭泉想，生第二胎一定要到开封找最好的医院。“我们都是下岗工人，做点小生意，条件也不宽裕，但就是想着不能再让二胎受苦。”郭泉说。
因为难产，杜丽青做了各项体检，准备剖腹产。姚策出生时，因为母体乙肝垂直史，他母亲杜丽青的医嘱上写着“肝功能轻度异常”。
12床的许冬梅，比杜丽青早11个小时产下儿子郭涛。因为当时医院实行母婴分离，杜丽青和许冬梅都是匆匆看过一眼孩子后，就被医护人员抱走。当年管床的主治医师王社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时间太久，已记不得当时情形，但确认当时对新生儿并无特别标记。
郭涛、姚策出生的1992年，正是乙肝疫苗在中国普及元年。当年1月1日，中国把乙肝疫苗纳入计划免疫管理，对所有新生儿接种乙型
肝炎
疫苗，当时乙肝疫苗及注射均为自费。2005年6月1日，中国公布《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实行全部免费。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多项研究证明，乙型肝炎疫苗和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联合使用对乙型肝炎母婴传播的阻断效果达95%左右。
姚策出生后，郭泉说他曾要求院方给姚策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但那一针乙肝免疫球蛋白，终究没有注射进姚策的身体。“估计那时候医院就搞错了，给郭涛打了针。”郭泉说。
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郭泉说，“我向好多专家咨询，他们都说，要是打了（乙肝免疫球）蛋白阻断，孩子就不会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发病。现在这样给我们、给孩子造成多大的伤害。”
许冬梅产子的第二天，姚夫山匆匆赶到医院。护士把孩子抱过来，这是许冬梅第二次看到孩子。护士把孩子抱走后，许冬梅跟姚夫山抱怨“孩子长得太丑”，姚夫山安慰她“刚出生的小孩都长这样”。
同样，杜丽青在医院见到孩子的次数也极少。郭泉回忆，护士抱过来催奶后，都匆匆抱回，“就是小脸白白净净的。”
住院4天后，许冬梅出院，将院方交给她的姚策带回九江生活。没几天，郭涛则随杜丽青去了河南驻马店。尽管住在开封医专第二附属医院的同一产房，12床和16床上的人却从来没有过语言交流，彼此也未留下印象，但命运注定交集、改变。
2份DNA
28年后，姚策确诊肝癌。许冬梅决定捐肝。
第一步，验血。
在上海，姚夫山蒙了，看到姚策的血常规化验单时，他开始意识到姚策可能非他亲生。根据他在部队做检测工作的经验，姚策的血型不对。姚夫山是A型血，许冬梅也是A型血，可姚策化验单上的血型为AB型。
姚夫山也曾猜测，姚策可能是许冬梅和他人所生。但这个念头仅仅也只是一闪而过。他想起恋爱时，俩人在九江甘棠湖边散步的日子，慢慢按下猜疑，带着家人回到南昌。
“换肝”变成寻亲。姚夫山想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把姚策和许冬梅的DNA样本送去检测，结果却是“从生物学上讲，许冬梅不是姚策的亲生母亲”。
心中的疑虑刚解开，姚夫山又起另一个疑虑：亲生儿子到底哪去了？
许冬梅说，她知道这个结果的头几天，一度想到死。但寻找亲生儿子的念头让她活下来。“手头上的孩子病得这么重，我们也想找到他的亲生母亲，我亲生的孩子不管是死是活，我们也想找到。”
姚夫山百思不得其解，什么时候把孩子抱错了。有一天，他突然想到生孩子的源头——医院。他决定从医院开始寻找答案。
当年的开封医专第二附属医院，现更名为河南大学淮河医院，位于开封市鼓楼区。清明假期一结束，姚夫山就赶到开封。在姚夫山赴开封的前一天，许冬梅冒雨到家族墓园，在每座坟上插上三朵纸花，她希望“保佑找到孩子”。
姚夫山见到河南大学淮河医院院长张祎捷，对方一听到抱错了孩子，很揪心，立马同意查询当年的档案。开封警方也同时参与调查。
根据院方和警方提供的资料显示，1992年6月15日至6月19日，许冬梅产子和住院期间，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共接生4名男婴（包括许冬梅的儿子在内）。
警方先做了一轮排除，再通过姚策的DNA样本比对数据，最后把最有可能的对象锁定在驻马店郭泉家。警方把郭泉的电话号码及家庭住址提供给了姚夫山。
郭泉接到姚夫山的电话，他断定是诈骗，“抱错孩子，哪有这种事。”
姚夫山约见面，郭泉更警惕。郭泉心想，要是见面“给我弄绑架了可咋办”。挂电话后，他干脆抽出电话卡，“怕给我定位。”“我回去跟郭涛说了，他也说是诈骗，儿子在公安上班，我更信。”
电话打不通，姚夫山随着河南大学淮河医院的工作人员去驻马店，按着警方给的地址也没寻着人。
好不容易得到的线索断了，姚夫山不甘心，到驻马店开发区派出所寻求帮助。警方根据姚夫山提供的郭涛信息进入内网搜索，弹出一张彩色照片，边上的所长纳闷，说“这孩子不就在我们所里上班么？”
不巧的是，辅警郭涛当天刚好出外勤。所长通知，赶紧把郭涛喊回来。
姚夫山见到郭涛，在场民警都跟着感叹“眉毛太像”。郭涛有些抵触，也想不通，“哪有这事。”但同事向他出示姚夫山带回来的资料，以及所里自己的调查，郭涛不得不信。
在所里，姚夫山取了郭涛的DNA样本带回江西做检测。4月16日，江西神州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果显示：根据DNA分析结果，支持姚夫山、许冬梅是郭涛的生物学父亲和生物学母亲。
结果出来前，郭涛5天瘦5斤。他想着，“妈妈（杜丽青）刚做肝癌手术出院，怎么跟她交代。”
命运巧克力
结果出来第二天，许冬梅和姚夫山赶到驻马店。在驻马店高铁站，许冬梅踮着脚尖，双手紧紧抱着来接站的郭涛。郭涛喊一声妈，许冬梅撕裂地大哭。许冬梅事后才知道，原来是儿媳妇做了郭涛的工作，他才同意叫妈。
一个礼拜后，病床上的姚策看到许冬梅和郭涛拥抱的视频，他才明白，在上海之前的那张化验单上，他的血型为何会与父母不合。“养我28年的父母，突然就是别人的了。”
郭涛也在挣扎如何向父母坦白一切。他甚至想到最坏的结果——替父母备好速效救心丸。
趁郭泉、杜丽青例行到家看孙子的机会，郭涛让媳妇把杜丽青支走，他和父亲聊开了。
郭涛把DNA鉴定结果交给郭泉，“前些天打电话的不是诈骗，是真事。”
尽管“养了几十年，儿子突然就不是自己亲生的，接受不了”，但看完鉴定结果后，郭泉说“要相信科学”。
他很快便犯了愁。他要说服杜丽青取DNA样本，让姚夫山带回江西做鉴定。郭泉说，出门后心里发慌，忘了之前在儿子家里想好的说法。来回折返三次，他才回家。
郭泉骑着电动车，“哭了一路”。回到家，杜丽青发现郭泉表情不对。郭泉跑到卫生间洗了几次脸，把郭涛之前跟他说的话，给杜丽青复述一遍，“前些天打电话的不是诈骗，是真事。”
杜丽青和郭泉坐在沙发上，一起大哭。杜丽青时不时地念叨着，“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郭泉终于说服杜丽青同意取血样，跟姚夫山见面。她们商量好，在她们跟姚策的DNA鉴定结果出来之前，他们绝对不认郭涛不是亲生的。
她们甚至觉得，“DNA都是对方做的，要是别人做假怎么办？”一度决定“也要自己主导去做DNA”。后来一打听，做DNA需要3000块钱。一想到钱，她们便打消念头。
见面定在郭泉家。姚夫山、许冬梅一进门，郭泉就来了情绪，辟头就是一句，“郭涛可不像你们的孩子。”
姚夫山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赔笑。
郭泉不依不饶，“我和郭涛出门，我儿媳妇就总说我们爷俩太像，连走路右脚外八字，左脚踢裤腿都一样。”
姚夫山不甘示弱，来一句，“我也是右脚外八字。”
的确，姚策的那份血常规化验单出来之前，不管郭泉，还是姚夫山，从来没有谁怀疑过身边的孩子非亲生。倒是在亲戚朋友的附和下，越看越觉得孩子不管哪一点，都像过去的自己。直到姚策确诊肝癌，才揭开残酷事实。
交谈的场面有些尷尬。直到姚夫山和郭泉聊到共同的部队经历，气氛才算有些缓和。聊了3个小时后，他们达成统一共识：先给孩子看病。
临走前，姚夫山取走郭泉、杜丽青的DNA样本。4月21日，江西神州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果显示：根据DNA分析结果，支持郭泉、杜丽青是姚策的生物学父亲和生物学母亲。
更残酷的，其实是命运的偶然性。姚策2岁时查出乙肝病毒携带者，此后每年体检（肝方面的），药品不断，大三阳转小三阳。姚策一直觉得家族里的老人都长寿，他自己身体也好，应该没什么问题。却不想，确诊就是肝癌晚期。
学医的姚策，一直不想过被父母安排好的人生。他远离九江，赴宁波创业，想逃离被安排的人生，却不想，他的人生在28年前的产房里，就已被人安排。郭涛亦是如此。
5月6日，姚策再次赴上海求医。3天前，他在一家筹款平台写下：我还年轻，我还想活下去。
当年的抱错是偶然，如今的相认亦是偶然。筹款文章开头，姚策引用《阿甘正传》的一句台词：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
（文中姚夫山、许冬梅、郭泉、郭涛、杜丽青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