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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記者許緣）七國集團（Ｇ７）峰會在日本三重縣伊勢志摩舉行，作為東道主的日本在峰會開始前便各方斡旋，試圖讓每個成員國都接受其提出的協調政策議題。
何為協調政策？就是七國統一起來，以擴大財政公共支出為途徑，刺激全球經濟增長與復蘇。對此，財政空間尚有餘地的德國不以為然，歐洲其他成員國也表示不贊同，就連被日本視為“好夥伴”的美國也有官員明確回應說，各國經濟實際情況不同，沒有“一刀切”的解決方案，使得Ｇ７峰會取得最終協商一致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但作為一個債務問題頻亮紅燈、財政赤字屢創新高的國家，日本真有立場、有資格、以“模範先鋒”的身份勸說別國增加財政支出嗎？
數據顯示，截至今年３月底，日本包括國債、借款和政府短期證券在內的債務餘額比三個月前再度增加４．７８萬億日元，達到１０４９．３７萬億日元。這是什么概念？以日本目前約１．２７億人口分攤下來計算，平均每個日本人將負擔約８２６萬日元，而日本人均月收入也才４０萬日元上下。財政負擔如此沉重，難怪Ｇ７其他成員國會對日本有關協調政策的提議不屑一顧。
關於日本政府財政壓力的話題多年來持續升溫。上世紀９０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後，日本政府一再加大財政支持力度，通過減少稅收和增加政府支出刺激消費和投資。現任首相安倍晉三上臺以來推行的“安倍經濟學”也不遺餘力地貫徹了這一經濟刺激手段，使得政府債務率即政府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ＧＤＰ）的比例大幅上升。
日本政府債務率在１９９１年時僅為不到９０％，安倍上任時已攀升至２３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測算，日本政府債務率目前或已升至２５０％，而且還有不斷攀升的趨勢。
日本政府敲定的２０１６財年（始於同年４月１日）預算總額高達９６．７２萬億日元，較２０１５財年增加３７９９億日元，再創歷史新高。其中，政府收入中有三分之一依靠發行國債，凸顯財政狀況的嚴峻程度。由於國債收益率下滑和投資者需求持續減少，日本央行已成為日本國債的最大買家，被一些文章打趣為“孤獨大買家”。這種“自產自銷”的怪圈也讓日本政府在財政泥潭中越陷越深。
政府困境已如此窘迫，自然災害又加重了財政負擔。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東日本發生罕見大地震，今年４月九州地區也遭受強震，日本國會近日不得不追加一筆總額達７７８０億日元的補充預算以支持災區重建。
追根溯源，日本政府財政壓力大，主要在於社會經濟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其中老齡化問題最為關鍵。在２０１６財年預算中，由於老齡化等原因導致的社會保障費用增至３１．９７萬億日元，較２０１５財年增加４４１２億日元。
日本人口下降是長期存在於日本社會經濟的結構性問題。而這一難題所帶來的不僅僅是加大日本財政壓力，而且還包括了勞動人口減少、社會活力減退等一系列阻礙日本經濟健康、持續和長期發展的關鍵性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安倍政府將希望寄託於提高消費稅，試圖以“開源”的方式增加財政收入。但２０１４年４月將消費稅率從５％提高到８％後，不僅財政狀況未能改善，日本經濟還多次陷入技術性衰退或瀕臨經濟萎縮。目前，安倍政府面臨是否要在明年４月將消費稅率上調至１０％，但再增稅無疑將再次重擊日本經濟增長勢頭。
無論是與自身縱向比較，還是與其他發達國家橫向比較，目前的日本政府財政無疑都處在最糟糕的境地。而負債纍纍、寅吃卯糧的日本政府只想“開源”，不思“節流”，不僅加快了自身瀕臨財政懸崖的步伐，而且對全球金融市場穩定性和全球經濟復蘇構成了威脅。就目前來看，日本政府債務滾雪球般大幅增長已大大削弱了投資者信心，大量資金不斷從日本國債市場逃離，這也進一步加劇了全球資本市場動蕩。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張淑英認為，日本政府債務早在多年前便已處在危險境地，之所以沒有爆發危機，主要是受到日本國內居民儲蓄率高、日本國內經濟持續通貨緊縮和超低利率格局、國際金融市場危機頻發令日元成為投資者熱捧避險工具以及日本政府多方承諾將改善財政狀況等多重因素的“保駕護航”。然而，隨著這四個保護因素逐漸發生轉變，特別是日本政府所謂的將在２０２０財年實現財政盈餘實為空頭承諾，日本政府發生債務危機的概率“將遠高於福島核電站核泄漏事故，對亞洲乃至世界經濟都將是一大風險因素”。
安倍政府以“安倍經濟學”為嚮導，在超發貨幣的同時大量發行國債，不僅動搖了國際投資者對日元資產的信心，就連日本國內投資者也減持日本國債、增持美元資產。龐大的日本政府債務猶如一股能量巨大的暗流，可能隨時攪動全球經濟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