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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假貨就像毒瘤一樣，是這個社會心照不宣的秘密。
但還是有公司願意捅破它。2015年8月，北京海澱法院審結了廣聯達加密鎖系列案件。15名犯罪嫌疑人被判處8個月到5年不等有期徒刑，並處2萬至120萬元罰金，同時有5人被判緩刑。
推動這起盜版案成功審理的是背後巨大的商業價值損失，整個案值高達220萬元。廣聯達地處廣州，主要生產用於工程計量用的商用軟件，正版License價格在3000元到4萬元不等。
廣聯達被軟件盜版者盯上了。2012年3月至2014年7月間，犯罪嫌疑人巧妙地通過“反向解碼”技術破解了這款軟件，然後通過淘寶網店、在百度搜索中建立推廣鏈接等方式對外銷售，售價僅為60元-300元不等，不到正版價格的1%。
不堪其擾的廣聯達決定向海澱法院提起訴訟。公司自己去購買盜版取證、比對、出具報告。負責該案的法官助理江南（化名）強調：“廣聯達已經算是非常積極配合法院，懂得維護自身權益的公司了。”
傳統線下打假要求公安機關“抓現形”，人贓俱獲才能起訴。這起案件的特殊性在於，他所有的作案過程都是在線上進行的，給調查取證帶來了難度。
互聯網打假難題
並不是所有公司或受害者都像廣聯達一樣，有強烈的維權動機，多數公司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得過且過。
江南介紹，類似三星、惠普這類重視知識版權保護的公司可能會做得好一些。甚至有專門的知識產權代理公司幫他們打官司，這已經變成了一門新生意。這些代理公司在搜集到證據後，找三星這樣的大公司談判——“我幫你打官司、你分我一杯羹”的利益交割明顯，取證鏈條模式化，商業樣態成熟。從最先的中關村、海龍電子城開始，慢慢發展到線上。
如果沒有這些代理公司，無論對於個人還是中小企業來說，通過司法手段維權的成本太高。
廣東一名“較真”的消費者廖喆（化名）分享了他自己的真實案例。2014年，他通過某團購網站“秒殺”到了一輛鳳凰牌自行車，售價在800元左右，宣傳時顯示的是“三折”價格。但巧合的是，與朋友比價後他發現，自己三折淘來的車與朋友正價購買的價格相差無幾。
他於是想找鳳凰自行車討個說法。
廖喆性格執拗，他首先是及時對團購宣傳頁做了截屏，保留了交易證據。然後向上海物價局反映情況。半年過後，上海物價局給出了價格欺詐認定。憑著這份關鍵證據，廖喆打起了官司，又三四個月過去，廖喆最終獲得了勝利。
但勝利的代價是，這起案件前後耗時8個月，800塊錢的自行車廖喆拿到了2400元的三倍賠付。並不是所有人都像廖喆這麼幸運，有保留交易證據的意識和持續抗爭的鬥志。多數人恐怕都會自認倒霉。
而互聯網打假案的取證也越來越難。
專門負責知識產權保護的李囡法官認為，取證最關鍵的第一步就是要“公證購買”。她甚至建議維權方可以把郵寄地址直接寫成當地公證處地址。在完成購買後，直接進行購買封存、核實訂單號、寄件人信息、網上交易記錄等。就是要確保商品的唯一性。簡單一點來說，就是要保證你買到的“假貨”就是那個商家要賣的，中間不會有“掉包”可能。
甚至很多警察在偵查時也沒有這麼明確的電子證據固定的意識。警方在查抄電腦、硬盤時，需要在現場有見證人的情況下，記錄下該物品的編碼等數據，確保證據源不受污染，做好現場勘驗的筆錄。
當然，職業打假人和知識產權代理公司會有更聰明的做法。他們有一種名叫“存證雲”的軟件，直接記錄交易過程。
確保商品唯一性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證明“假貨就是假貨”，這並沒有想像中容易。
不同電商平台上的商品檢驗標准不同，且都需要權利人配合。什麼樣的檢驗標准是有效的？消費者恐怕很難像廖喆一樣，花高價把商品送到專業的質檢機構去檢驗，有些商家也不願意給消費者提供產品檢驗的服務。
阿裡大數據打假
阿裡巴巴是受假貨問題困擾最多的電商平台之一。
這家目前市值1800億、占據電商市場份額一半以上的公司在2015年深受“假貨”困擾。2015年5月，Gucci等奢侈品牌訴其售假；2015年7月，阿裡受到了美國服裝鞋類協會指責，被評價為“打假努力缺乏成效”。假貨一時之間成為了阿裡巴巴的敏感詞彙。
不少消費者認為，阿裡打假不是技術水平不行，只是關一下網店的問題。而劉強東甚至也曾放言，“網絡打假很容易，一個程序員一天就可以搞定。”這兩種觀點都認為淘寶故意不作為。阿裡巴巴神盾局胡冰表達了完全不一樣的觀點。
胡冰認為，關掉線上的網店看似容易，但治標不治本，真正的難點是在線下。線下制假造假的窩點不打掉，制假者換個“馬甲”、重新弄一套生產許可證就又可以開店了。而且商家也有自己的權益，關店需要有充足的證據。
“就好像一個個傷口，你總拿創口貼去止血。病根沒有鏟除，身上就會是千瘡百孔的。”胡冰這樣比喻線上線下打假的關系。
阿裡最神秘的“神盾局”是打假核心。胡冰是“神盾局”的一員，這個部門的神秘性和它的名字一樣，主要工作在於配合公安機關進行數據偵查。
在神盾局的基礎上，2015年12月，阿裡巴巴平台治理部成立。整合了阿裡之前分散在底層安全、技術、客服、品控、規則制定、雲平台等各個部門的分散打假人員。
今年1月，阿裡還特意請來了蘋果前法律顧問馬修·巴希爾出任集團副總裁兼全球知識產權主管，且任命鄭俊芳擔任首席打假官。
3月14日，馬雲現身集團內部的打假會議，這是他今年第一次現身業務會議。他給出了兩項承諾：“投入不封頂，進人無上限。”
這一切都彰顯了阿裡巴巴打假的決心。
在內部講話中，馬雲強調：“消滅阿裡巴巴容易，但消滅假貨難。假貨就像病菌存在周圍的空氣裡，跟假貨的鬥爭，就是跟人性的陰暗面做鬥爭，這是一場永久性的戰爭。”
制假窩點是“傷口”，但在互聯網時代，大數據至少可以幫助阿裡巴巴找到傷口在哪兒。
胡冰是幾十年的老刑警了。他身形清瘦，破案偵查經驗豐富，幾年前從公安系統跳槽到阿裡神盾局，一切數據挖掘的能力都從基礎學起。
胡冰介紹，任何人只要在互聯網上活動，肯定會留下“蛛絲馬跡”。這是它與傳統物理犯罪的不同，真實世界中的犯罪會受到天氣等客觀條件的影響，犯罪證據極易被毀壞。但互聯網世界完全不同。
互聯網上的痕跡，包括賬號、操作、登陸之後的發貨、退貨、地址、交易明細都會留下線索。這些痕跡慢慢組成了我們所說的“打假大數據”。
2015年6月，浙江省公安廳破獲了一起“殼牌制假售假案”，案值過億。得益於神盾局與殼牌權利人良好的合作關系，最初的線索由殼牌提供，他們發現淘寶平台上有很多仿冒的殼牌潤滑油。神盾局馬上利用自己的數據和專案團隊去挖掘這一線索。
更多的線索來自資金交易。有交易就必然會帶動雙方的交易賬號，發貨時會有發貨地址，貨品不好時會有退貨地址，再加上注冊店鋪時需要提供身份證。退一萬步說，即使注冊用的身份證有假，也有它關聯的電話等信息。這些線索被一一帶出，後來，這些線索通過報告的形式呈現給廣州警方。
阿裡巴巴作為一家企業，並沒有執法權。胡冰介紹自己能做的就是利用數據為公安打假附能，這是一件共贏的事情。
這起案件以廣州警方的深度調查收尾。這個造假團伙有個更大的網絡，遍布六個省份。這起案件最終被上報給公安部，公安部牽頭，在六省一市發起了行動，然後把整張網絡打掉，涉及生產、存儲、線下分銷商、物流、線上開店、客服等多個環節。
殼牌方面對此感到非常高興。這個案子的關鍵點在於，互聯網能提供多點聯動的效果，即使是小額多筆的售假行為，也可以“拔出蘿蔔帶出泥”。相比於傳統線下實體店，如果店主死咬住不告訴你其他同伙，這個線索就會斷掉。胡冰評價說，“互聯網可以成為打假神器。”
這個“神器”還有更多技術細節。比如，一種比較易於偵查的方式是“同機多人”。即一台手機上有多套賬號（比如50個以上賬號）在登陸，淘寶就會將其標注為“異常”。通過進一步探索這50個賬號的信息，比如其中是否有“危險”賬號，就能發現更多證據。
隱私安全問題同樣重要。阿裡方面說，任何調查和查證賬號的請求，都需要公安機關正式發函到阿裡巴巴，才能進行處理。
京東和騰訊是如何打假的？
沒有哪家互聯網公司能逃得出假貨的困擾。
中國電子商務協會分析師姚建芳認為，打假問題和電商平台的經營模式有很大關系。相對來講，自營平台的假貨概率會低一些。而第三方入駐的平台授權、供應鏈、貨源的把控可能會出現漏洞。
姚建芳表示：“平台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平台和商家有一個合約關系，商家每年是需要向平台交佣金的，很多平台的打假都是相互利益回旋的結果。消費者和外界媒體能見到的，可能都是表面的，實際到底做到什麼程度誰也不知道。”
京東市場部人員表示，作為以B2C運營為主的電商平台。他們打假主要通過技術手段。最常用的是一種“商品質量管理系統”，對在售商品進行風險評估和篩查，主動發現潛在質量風險。
根據京東2015年財報數據顯示，京東自營GMV（交易總額）為2556億元，平台GMV為1909億元。二者所占比例分別為57.2%和42.8%。在兩者幾乎持平的基礎上，如何控制第三方平台的產品質量成為了京東的重頭戲。
網絡關鍵詞甄別已經成為了電商標配，但制假售假的團伙已經學會了用各種關鍵詞規避風險。面對這種情況，京東有一套“網絡關鍵詞甄別系統”，在日常頁面審核工作中，這套系統通過對違規關鍵詞的檢索，以節省審核的時間和人力成本。
騰訊雖然不是一家電商公司，但作為國內最大的社交軟件公司，騰訊需要盡最大可能控制平台上可能發生的交易和欺詐風險。
在接受采訪時，胡冰曾對記者表示，假貨受害者最關鍵的一步是，他們會從阿裡交易平台轉移到微信、QQ上進行交易，跨平台之間的交易就會完全脫離單一平台的管控。一旦出現假貨糾紛，事情將變得極難處理。
對於控制著社交渠道的微信來說，他們最主要的任務就是保障用戶安全。對於微信中的微商現像，騰訊方面表示，用戶選擇微信使用方式的前提是合法合規。對於透支信任惡意欺詐、惡意營銷等違反相關法律的行為，微信會聯合權利人進行堅決打擊。
微信還成立了“微信品牌維權平台”，聯合300多個品牌共同打假。微信透露了一些數字，在個人舉報中，有3%的舉報與商品售假有關。打假舉報類型最多的是奢侈品、體育用品和服飾。
電商和司法的信息斷層嚴重
雖然電商平台在努力打假，公檢法也在偵破此類案件。但雙方嚴重缺乏配合和溝通，信息斷層明顯。
2015年11月7日，《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強互聯網領域 侵權假冒行為治理的意見》（下稱《意見》）正式發布，打假正式上升到國家政策層面。
《意見》對假貨治理問題給出了3年的明確時間限制：“要初步形成政府監管、行業自律、社會參與的監管格局，相關法律法規更加健全，監管技術手段更加先進，協作配合機制更加完善。”
胡冰不止一次跟記者強調，阿裡巴巴需要公檢法的支持。比如，希望可以完善假冒偽劣商品的檢驗標准，提高權利人的維權意識等。
公檢法對此也有自己的訴求。在當下，中國的公安機關很難擁有大數據偵查的能力，他們只能尋求互聯網公司的幫助。公檢法的人才培訓中較少開設大數據分析課程，而有大數據分析能力的專業人才也早被互聯網公司高薪挖走了。
胡冰在神盾局成功轉型後，收到了很多老戰友的來信。像胡冰一樣，渴望學習大數據知識的警官不在少數。苦於平時的工作壓力和強度，執勤、安保、維穩，他們沒有時間精力獲取最新知識和打假技能。有時，神盾局還需要向來訪的警官解釋線索中每種數據都是什麼意思。
而且，除非是案值特別巨大的制假造假案，整個公檢法資源還是會偏向社會危害更嚴重的刑事案件，比如人身傷害案、盜竊、詐騙等。在阿裡巴巴提供給浙江省公安廳的300多條線索中，到現在還有沒有處理完的部分。
胡冰說，“中國公安現在還沒有真正邁向數據偵查的時代。智慧警務、科技強警等行動表示公安機關也確實在努力。但另一方面，他們是被倒逼的，互聯網犯罪案件猛增，如果中國公安跟不上這種互聯網步調的話，早晚要吃苦頭的。”
中山一法院的李囡法官也表達了類似的意思，如果互聯網公司能夠開設類似的“大數據知識普及班”，多提供一些流程和科普材料，他們都是願意參加的。
江南還認為，整個社會的知識產權意識還需要加強。這個事情不可能是司法為主導，而是要通過電商公司，自下而上產生推動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