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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大流行席卷全球以来，多国经历了数周的“封锁”、死亡病例不断攀升、全球经济体大部分关停摆。描述这一历史时刻的最佳方式或许是极端的不确定性。企业能复工吗？就业机会能回来吗？我们会再出去旅行吗？政府和央行的刺激政策是否能阻挡一场深刻而持久的衰退？情况会否更糟？至少有一点能确定：大流行将导致政治和经济权力永久性转移，这种转移只有等到未来回看才会变得明显。日前，《外交政策》杂志采访了包括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9位学者，请他们预测疫后全球经济和金融秩序的走向。观察者网全文翻译，以飨读者。】
《外交政策》4月15日刊文《新冠肺炎大流行后的经济会是怎样》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们需要在全球化和自力更生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
经济学家过去常常嘲笑呼吁各国采取粮食或能源安全政策的声音。他们认为，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国界无关紧要，如果我们本国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总是可以求助于其他国家。如今，随着各国紧紧抓住口罩和医疗设备，并拼尽全力采购物资，边境突然变得重要起来。新冠病毒危机重重地敲响了警钟：政治和经济的基本单位仍然是民族国家。
为了建立我们看似有效的供应链，我们满世界地为供应链每一个环节寻找成本最低的生产商。但我们之前目光太短浅，构建了一个显然缺乏弹性、不够多样化、易被扰乱的体系。零库存或低库存的准时制生产和配送，可能足以解决一些小问题，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整个体系被一场意外的骚乱击垮了。
我们原本应该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学习“抗压能力”这门课。我们创造了一个相互关联的金融体系，看似效率很高，或许善于消化小的冲击，但就系统来说它是脆弱的。如果没有政府的大规模救助，这个体系就会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而崩溃。显然，这门课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
这次大流行之后，我们所构建的经济体系必须少一些短视，多一些弹性，对经济全球化远远超过政治全球化这一事实更加敏感。只要这种情况一直存在，各国就必须努力在利用全球化和必要程度的自力更生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
罗伯特•席勒：战时气氛为变化打开了一扇窗
这种同时讲述苦难和英雄主义的氛围正在随着疾病蔓延。战时状态不仅让一个国家内部团结，而且让不同国家的人团结在一起，因为他们有着像病毒这样的共同的敌人。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会对贫穷国家的人赋予更多的同情，因为眼下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流行病也让人们在无数个Zoom软件聊天室里相聚。突然之间，世界似乎变小了，也更亲密了。
我们也有理由希望，这场大流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能够创造新的方式和机制来应对苦难，包括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阻止不平等加剧的趋势。许多政府向个人发放的紧急救助金或许是实现全民基本收入的一条途径。在美国，更好、更普遍的医疗保险可能刚刚被注入了新的动力。在这场战争中，我们都站在同一战线，因而现在可能会找到动机建立新的国际制度，从而在各国之间更好地实现风险共担。战时氛围会再次消退，但这些新的制度将会留存。
吉塔•戈皮纳特：真正的风险在于政客们利用我们的恐惧
短短几周内，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悲剧性的死亡、全球供应链的瘫痪、盟国之间医疗物资运输被扰乱，以及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萎缩——暴露了开放边境的脆弱性。
如果说在新冠肺炎疫情来袭之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得到的支持已经在下降，那么这场大流行可能会加速人们对全球化成本和收益的重新评估。企业作为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最先目睹了供应链关联度的内生风险及供应链中断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在未来，这些公司可能会更多地考虑尾部风险，使供应链更为本地化、更具活力，但全球化程度更低。
新兴市场逐渐融入全球化包括对资本流动的稳步开放。随着这些国家争先恐后地保护本国不受经济突然停摆带来的破坏，我们有可能看到重新实施资本管制。
即使全球范围内的隔离措施逐步解除，人们也可能会对个人风险进行评估并决定无限期减少旅行，这样一来将扭转半个世纪以来国际流动性不断上升的趋势。
然而，真正的风险在于这种由个人和企业自发的、以自我利益为目的的去全球化转变，将会因为一些政策制定者利用对开放边境的恐惧而愈演愈烈。他们会借自给自足的幌子来施行保护主义的贸易限制，同时以公共卫生为借口限制人员流动。现在应该由全球领导人来避免这一结果，并维持50多年来支撑我们的国际团结精神。
卡门•莱因哈特：全球化的又一致命一击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初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导致了前一个全球化时代的终结。除了贸易壁垒和资本管制死灰复燃之外，导致这一终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超过40%的国家主权债务违约，结果许多国家直到50年代或更晚才进入全球资本市场。二战结束时，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将国内金融抑制与资本流动的广泛控制结合起来，与上一个全球贸易和金融时代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自2008-09年的金融危机以来，现代全球化周期遭遇了一系列打击：欧洲债务危机、英国脱欧和中美贸易战。许多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进一步使天平向本土倾斜。
新冠肺炎大流行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首个席卷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它们的衰退可能是深刻而漫长的。与上世纪30年代一样，主权债务违约可能会激增。呼吁限制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声音在经济困难时期找到了沃土。
即便等到大流行得到控制（这本身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新冠疫情爆发前的全球供应链和国际旅行安全性的疑虑，以及国家层面对必需品自给自足和抗压能力的担忧，都很可能持续下去。后疫情时代的金融架构或许不会把我们带回到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全球化之前的时代，但它对国际贸易和金融的伤害可能是巨大和持久的。
亚当•波森：大流行让原有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
这一大流行会让世界经济原先存在的四个状况更加恶化。如果做大手术，这些问题将可以治愈，但没有这类干预治疗的话，它们会变成慢性疾病且具有破坏力。第一个状况是长期停滞——低生产率增长、缺乏私人投资回报和近乎通缩。在大流行之后，人们会保持规避风险，并会更多地储蓄，这种停滞会加深，从而持续削弱需求和创新。
第二，富国（以及少数新兴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在抵御危机能力方面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第三，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人们纷纷转向安全资产，发展中经济体明显存在风险，世界将继续在融资和贸易方面过度依赖美元。尽管对美国进行投资的吸引力有所下降，但相对于世界其他大多数地区而言，美国吸引力仍将增强。这将导致持续的不满。
最后，经济民族主义将愈加导致各国政府将本国经济与世界其它地区隔离开来。这永远不会产生完全的自给自足，或基本的自给自足，但它将加强前两点趋势，并增加对第三点的怨恨。
埃斯瓦尔•普拉萨德：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期待央行行长的拯救
大流行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屠杀可能给世界经济留下深深的伤痕。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各国央行纷纷抛弃了各自的规则，美联储已经通过购买资产提振金融市场，并向其他央行提供了美元流动性。欧洲央行已宣布“不限制”对欧元的支持，并宣布大规模购买政府和企业债券以及其它资产。英国央行正在直接为政府支出提供资金。连一些新兴市场的中央银行如印度储备银行，也在考虑采取非常措施——所有风险都见鬼去吧。
另一方面，事实已证明，政府的财政刺激方案在政治层面非常复杂，执行层面非常麻烦，而且往往难以瞄准需求最甚的地方。
一度被视为谨慎和保守的央行行长们已经证明，他们能够在危急时刻灵活、大胆和富有创造力地采取行动。即使当政治领导人不愿协调跨境政策时，央行行长们也可以采取一致行动。
从现在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央行已成为抵御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第一道和主要防线。他们可能会对这个巨大的新角色连同给他们带来的不切实际的负担和期望感到懊悔。
亚当•图兹：经济的常态永远回不来了
刚开始“封锁”时，第一个冲动就是找历史上的类似事件——1914年、1929年还是1941年？自封城之后，人们越来越关注到我们当前所经历的冲击是史上未见的。阳光之下有了新鲜事。这很可怕。
它带来的经济后果是无法估量的。许多国家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更残酷的经济冲击。零售业等行业本就面临来自线上竞争的巨大压力，暂时的停业可能就是终点。许多商店不会再开张，员工永久地失业。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小企业主和他们的家庭正面临着灾难。我们维持“封锁”的时间越长，经济创伤就越深，复苏也就越慢。
我们自以为的对经济和金融的认知已被彻底打乱。自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以来，人们一直在谈论考虑极端不确定性的必要性。今天我们终于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极端不确定性。
我们正在目睹二战以来比所有财政刺激联合起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但很明显，第一轮可能还不够。人们对各国央行正在上演的史无前例的“杂技”几乎不抱任何幻想。为了应对累积的债务，历史给出了一些极端的替代方案，包括通货膨胀的爆发或有组织的公共债务违约（如果它影响到央行持有的政府债务，就不会像听起来那么剧烈）。
如果企业和家庭的反应是规避风险和逃往安全资产，这将加剧停滞的力量。如果公众对危机累积的债务的反应是节俭，那将使事情变得更糟。相反，呼吁一个更积极、更有远见的政府来领导人们走出危机是有道理的。但问题当然是，将采取何种形式，由何种政治力量来控制。
劳拉•德安德里亚•泰森：失去的岗位永远回不来了
大流行和随后的复苏将加速正在进行的工作数字化和自动化趋势，在过去二十年中，这一趋势在侵蚀中等技能工作，同时增加了高技能工作，并导致工资中位数停滞不涨、收入不平等逐步加剧。许多低工资、低技能、面对面服务的工作，特别是那些由小公司提供的工作，将不会随着经济复苏而回归。
需求的变化将改变未来GDP的构成，其中许多变化是由大流行造成的经济混乱所加速的。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将继续上升。但随着数字化推动这些服务的组织和提供方式发生变化，在零售、酒店、旅游、教育、医疗和政府等领域，面对面服务的比例将会下降。
许多低工资、低技能、面对面的服务工作，特别是小公司提供的工作，不会随着最终的疫情康复而回归。然而，对警察、消防、医疗、物流、公共交通和食品等基本服务的工人会有更大需求，这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增加在这些传统低工资部门提高工资和改善福利的压力。经济衰退将加速非标准、不稳定就业岗位的增长，如兼职工人、零工和有多个雇主的工人，从而带来新的移动式薪酬系统。这种系统随工人一起移动，由此延展了雇主的定义。低成本、由数字传输的新培训项目，将被要求提供新工作所需的技能。这么多人突然依赖远程办公的能力在提醒我们，必须大规模、包容性地扩展无线网络、宽带和其它基础设施，加速经济活动的数字化。
马凯硕：更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
新冠肺炎大流行将加速已经开始的变化：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向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进行转变。
为什么这种趋势会持续下去？美国人对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已经失去了信心。不管有没有美国特朗普，自由贸易协定都是有害的。相比之下，中国并没有失去信心。为什么没有呢？还有更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很清楚，1842年到1949年中国百年屈辱史是国家的自满及其领导人试图将其与世界隔绝的徒劳努力的结果。相比之下，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复苏是全球参与的结果。中国人民也经历了文化自信的大爆发。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在任何地方竞争。
因此，正如我在新书《中国赢了吗》（英文原名：Has China Won）中所写的那样，美国有两个选择。如果美国的首要目标是保持全球主导地位，它将不得不和中国在政治与经济上进行零和地缘政治竞争。然而，如果美国的目标是提高美国人民的福祉——他们的社会状况已经恶化，它就应该与中国合作。更明智的建议是：合作会是更好的选择。然而，鉴于目前美国政治环境敌视中国，更明智的建议可能不会占上风。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有《人民、权力和利润:不满时代的进步资本主义》
罗伯特•席勒：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有《叙事经济学:故事如何传播并推动重大经济事件》
吉塔•戈皮纳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
卡门•莱因哈特：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际金融学教授，与肯尼斯•罗格合著《这次将会有所不同：八个世纪的金融蠢行》
亚当•波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长
埃斯瓦尔•普拉萨德：康奈尔大学贸易政策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著有《正在赢得一席之地的货币：人民币的崛起》
亚当•图兹：哥伦比亚大学欧洲研究所长、历史学教授。他的最新著作《崩溃：十年的金融危机如何改变这个世界》，他目前正在撰写一部气候危机史
劳拉•德安德里亚•泰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教授，曾任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马凯硕：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杰出学者，著有《中国赢了吗？中国对美国主导地位的挑战》
（观察者网凯莉译自《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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