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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终会怎样死去？2020年高龄去世的文化名人中，英国间谍小说家约翰·勒卡雷死于普通肺炎，东亚问题专家傅高义死于手术并发症，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曾经五次抗癌，最后因转移性胰腺癌并发症去世……在那些几乎是英年早逝的人们中，韩国导演金基德死于新冠肺炎，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度假时死于内出血，前一天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发言。
一个个冰冷的医学名词，带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这就是人类的宿命。所有人都会抵达同一个终点，去往终点的道路则由时代和我们的意志共同铺就。在今年的逝者中，很多知识分子都在直面自己所处时代的症结：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反思了犹太大屠杀、现代生活中语言退化；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直面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以他的尖锐描写，带领我们思考当今世界工作的意义。
很多人在为更美好的明天而努力：东亚问题专家傅高义在二战中成长、在冷战中研究异国他乡，因推动中美日三国关系上的作用而被人铭记；性学家雪儿·海蒂提出“女人及女性性高潮毫无过错，需要改变性态度的是社会自身”，让更多女性勇于成为自己人生的决策者；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对女性平权、婚姻平等、残疾人权利、移民权利的争取，更是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他们虽然离开，却留下了一个更加值得生活的世界。
除了那些深刻塑造当下的人们，还有一些逝者的作品，即使离开了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依然熠熠生辉：J.R.R.托尔金文学遗产执行人克里斯托弗·托尔金整理出的父亲文稿，成为了奇幻世界的珍贵遗产；作曲家埃尼奥·莫里康内的电影配乐，脱离了影像也拥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诗人杨牧那首《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会持续感召任何时代的热血青年；饶平如的《平如美棠》则给出了关于爱情这个难题的永恒解答……
这一年，在人间，数千万的生命熄灭了。他们当中有一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得到反复的纪念，另一些逝者让挚友亲朋长久感伤怀念，也有人或许已被彻底遗忘。即便如此，没有一个生命曾经白活，或多或少，世界已经因他们而改变。
在2020年年末，界面文化（公众号ID：BooksAndFun）和大家一起回望这一年远去的文化界人士。
戴骢
翻译家
1933年1月—2020年2月7日
戴骢出生于苏州，父亲是国民党高官，中学的时候就接触到俄罗斯文学，1950年从华东军区外语大学俄语专业毕业。他原名戴际安，戴骢是笔名，取自“青骢马”。这是一种很普通、很平凡的马，但吃苦耐劳，“希望我在文学翻译的路上也是这样。”
上个世纪50年代，戴骢在出版社工作，没有自主选择选题的权利，长期以来只能读那些被允许看到的书。文革期间，出版社的资料室无人看管，戴骢就在那里捡书读。有一次他读到一本伊凡·蒲宁的小册子，深受震撼：“原来俄罗斯现代文学中，除了卓娅、舒拉、保尔、奥列格之外，还有我所未曾见到过的世界，还有我所未曾读到过的把人作为人来描写、细腻地触及人性，因而令人回肠荡气的小说。”他也没有想到，“在此后30年的生活中，这个名字竟和我须臾不可分了。”改革开放以后，他不仅翻译了5卷本蒲宁文集，还翻译了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和巴别尔的《骑兵军》等。此外，他也是《哈扎尔辞典》的三位译者之一（另外两位是南山、石枕川）。
杨牧
诗人
1940年9月6日—2020年3月13日
1950年代正值现代诗高峰的台湾地区，15岁的王靖献以“叶珊”为笔名写下了第一首诗，从此以后就成为了各报纸副刊和诗刊的作者。60年代，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念书，那时候的学生都在参与60年代的反战运动，抗议美国政府介入越战，这让他意识到，知识分子不能够留在书斋，而应该介入社会。1972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教期间，他将自己的笔名从“叶珊”改为“杨牧”，文风也在原来的浪漫抒情之外，增添了含蓄冷静，并且展现出更多对现实的关怀。
杨牧最著名的作品是《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得到不少热血青年的引用和改编。他并没有直接用诗歌回答政治问题，杨牧认为，雪莱曾经把诗人看作是比法官和政客更加懂得正义的人，只有当一个诗人，才不会盲从政治势力，让文学沦为宣传和政治工具。他身兼诗人、散文家、翻译家与学者多重身身份，作品还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翻译为《绿骑：杨牧诗选》，该书荣获2011年瑞典皇家图书馆书籍艺术大奖。也正因如此，杨牧曾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
饶平如
《平如美棠》作者
1922年—2020年4月4日
饶平如1922年出生于江西，少年时生活优裕，是黄埔军校第18期学员，参加过抗日战争。由于是国民党军人，文革期间，饶平如在安徽某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后来又在安徽某齿轮厂做工，和妻子毛美棠两地分居22年。这期间，他们写了上千封书信。
1979年，饶平如获得平反回到上海，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担任编辑。不久美棠被查出患有糖尿病和肾病，于2008年去世。饶平如绘出了300多张画作，讲述了战争的年代、时代的变迁，讲述了一个中国家庭近60年的动荡历史，更讲述了一对夫妻逾半世纪的爱情。在婚礼的这一页，他写下了“千难万险终不悔，海枯石烂永相随”和李商隐的《无题》。一些画作描绘了在他劳改期间妻子美棠所受的苦——在一幅名为《变脸》的画中，美棠向街道干部打招呼，干部一看是她，原本的笑脸立刻板了起来。这些画作集结为《平如美棠》一书出版后，学者何怀宏称，《平如美棠》是一部“怀念之作”，他说：“这本书不是思想或政治的巨制，然而，任何思想的探索和制度的改善，其旨归不正是应让所有人过好的生活、美的生活？而每个人也都有如此生活的权利。”
叶永烈
作家
1940年8月30日—2020年5月15日
叶永烈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他的成名作是《十万个为什么》，后来又以《小灵通漫游未来》等科普著作著称。这本形象地告诉了人们究竟什么是“四个现代化”的作品已经发行了400万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改革开放后，叶永烈的注意力从科学转移，进入传记文学和纪实文学领域，写作了科学家传记、冠军传记、音乐家传记、政治家传记等。他更是进入了中国当代重大政治题材这片过去的“禁区”，先后写作了《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陈云之路》《胡乔木传》《傅雷与傅聪》等作品。叶永烈是一位极其高产的作家，作为科普作家曾有过一个月出一本书、一年出十本的事迹。虽然从1991年开始，他的视力就出现了问题，却仍旧笔耕不辍、孜孜创作。从2015年开始，他从纪实文学转向长篇都市小说，完成了“上海三部曲”，展现了20世纪初到40年代不同时期上海的历史风貌和城市故事。
王家范
历史学家
1938年9月22日—2020年7月7日
因为阅读《文史哲》中的论文，对由历史引出的“问题”和“意见”感到好奇，继而想要解释和分析历史，王家范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后留校教书。他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研究，主攻中国社会经济史，侧重明清江南史。王家范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而是认为“生活是历史的教科书”，理论不可以脱离活生生的现实。他还善于对中国历史作出整体理解，揭示历史变迁的内在脉络，在这一方面，他的代表作为《中国历史通论》。
王家范生前自陈，入行历史，他深切的感受就是：漂泊在历史的大海上，欲从海面穿透到海底，体悟历史的真义，没有沉潜下去的毅力和耐心，没有旺盛的求知欲和永远的好奇心，很可能就像好事的游客，留下的只是“某某到此一游”。
邵燕祥
诗人、散文家、评论家
1933年6月10日—2020年8月1日
邵燕祥的写作受到穆旦、臧克家和“七月派”艾青、绿原等人的影响，也受到俄罗斯文学启发。国共决战的前夜，他发表了第一首诗歌《失去譬喻的人们》，指控掌权者宰割人民；他的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1951）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主题，欢庆革命胜利；第二本诗集《到远方去》（1955）则从社会主义建设中汲取诗情。在上个世纪50年代，邵燕祥被错划成右派，在沉寂长达22年后，1980年，他又重新出版诗集并写作杂文，其作品依然关注现实重大政治和思想问题，针砭社会时弊，呼唤民主和法制。
“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痛苦。”在2016年出版的《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扉页上，邵燕祥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句话。在这部回忆录里，他勇敢地解剖自己并审视历史。这位被诗人屠岸称为“当代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的作家，在建军节这一天离我们而去。
欧阳中石
书法家、戏曲家、教育家
1928年—2020年11月5日
93岁去世的欧阳中石早年得武岩法师启蒙，后又师承吴玉如，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他还作为逻辑学家金岳霖的学生在北大哲学系受过哲学训练，他的书法因此超出了技术，而深入到哲理之中，被誉为“晋唐之风，当代巨擘”（收藏家张伯驹语）。大学毕业后，欧阳中石到中学进行基层教育工作，各门课程都能教，还提出了语文教育改革方案。1981年，他被调入北京师范学院，也就是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从此走上了书法教育之路，开办成人书法大专班，让因“文革”遭受重创的书法艺术走向复兴，并勾勒出了高等书法教育的教学内容体系。2013年，欧阳中石作为首席专家为教育部主持制定《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并在开篇写道：“汉字和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