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途列車：我們需要知道農民的痛苦和犧牲

圖為紀錄片《歸途列車》海報。 資料圖片。

春節，火車站，人流如潮水般涌入；人們拖著沉重的行李飛奔，流露出急切而興奮的神情；氣喘吁吁的旅客終於登上了火車，車廂被塞得密不透風；火車呼嘯而過，成千上萬在異鄉打拼的遊子如候鳥般踏上回家的旅程。

這是紀錄片《歸途列車》開頭的一幕，對於往返於城市和鄉村之間的農民工而言是再熟悉不過的場景。這部講述中國農民工故事的電影於美國當地時間１０月１日榮膺第３３屆艾美獎最佳紀錄片獎和最佳長篇商業報道兩項大獎。此前，《歸途列車》已摘得２００９年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ＩＤＦＡ）最佳長紀錄片獎和２０１０年第５３屆舊金山國際電影節紀錄片獎。

《歸途列車》歷時三年拍攝，講述了四川一對農民伕婦外出打工的經歷，展現出城市化浪潮中普通農民的辛酸與掙扎。家人的分離引發的酸甜苦辣、農民工在城市的尷尬生存狀態成為貫穿影片的主線。

“對中國人而言，家庭是一個太重要的概念；但是對大部分離開家鄉進城打工的農民來說，故土一旦離開就少有歸途。《歸途列車》導演、旅加華人範立欣告訴記者。

２００６年進入紀錄片行業以來，範立欣的關注點始終是農村。他擔任聯合製片人的紀錄片《沿江而上》反映了三峽工程給當地普通人生活帶來的影響，其中的重要線索就是一個農村女孩在遊輪上打工的經歷，該片獲得２００８年台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今年出品的《千錘百煉》刻畫了一群相信苦練拳擊可以改變命運的農村孩子，該片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提名；上個月剛製作完成的《殤城》記錄了四川地震後四個痛失親人的農民家庭經歷的辛酸與重生。而眼下正在拍攝的是一個盲人旅行家的故事，主人公同樣是農民。

其實，成長於武漢書香門第家庭的範立欣並無太多農村生活經歷，之所以喜歡紀錄片，是因為幼時父親任電影放映學校校長而“近水樓臺觀賞到不少外國片子；對農村題材產生濃厚興趣，則是因為他曾在武漢電視臺和中央電視臺英語頻道先後擔任８年的編導、攝像，多次進入農村採訪，被農民生活的辛酸深深震撼。

圖為艾美獎最佳紀錄片獎《歸途列車》導演範立欣。 資料圖片。

“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中國農民為經濟發展作出的巨大貢獻，我們需要知道農民的痛苦和犧牲。範立欣說道。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今年６月發佈的數據，截至２０１１年，中國農民工數量達２．５億人，其中外出農民工約１．６億人。

《歸途列車》中，張昌華和陳素琴夫婦已經在外打工１６年，背井離鄉的目的就是創造條件讓一雙兒女好好讀書，成為“金鳳凰飛出鄉村。但由於常年在外，和子女缺乏交流，他們發現，很難與上中學的女兒張琴溝通，她聽不進父母的忠告與勸解，堅持退學、離家，在服裝廠打工，讓父母傷心、絕望。

“一個深圳的工人建議把新一代農民工的稱呼改為‘新藍領’，其實是有道理的，‘新藍領’階層已經和農民相去甚遠，在文化心理方面，他們已經走上了城市化的不歸路。範立欣說。

然而，“新藍領和父輩有一個相同之處，就是仍舊在為社會作出貢獻，甚至犧牲，他們熱愛城市、為城市發展奉獻青春，卻難以被城市接受。中國社會科學院２０１１年８月發佈的《２０１１中國城市發展報告》藍皮書指出，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緩慢已成為中國最突出的民生問題。

影片結尾有這樣耐人尋味的一幕：２００８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當晚，在張琴打工的酒吧裏，三個女孩目不轉睛地盯著電視屏幕“鳥巢上空絢麗的煙花，稚嫩的面龐洋溢著自豪和享受。

近兩年，《歸途列車》在全球放映，範立欣說，不少外國觀眾告訴他，影片使其反思了社會的消費主義文化，讓他們意識到廉價物品背後有中國工人的辛酸。而不少中國人觀影后也紛紛在範立欣的微博留言，說沒想到農民的生活這麼不容易；也有人說，電影讓他們“看到了自己的過去。

然而，優秀的作品並不一定意味著優秀的票房。２０１１年３月《歸途列車》便公開發行，但團隊拿不出錢，進不了商業院線。去年春天起，範立欣開始一個人在中國１９個城市找影院做點映，和影院分成收入。

“我住快捷酒店，拉桿箱都拉壞了。範立欣笑著說，拍紀錄片，資金始終是一個問題。目前，他拍攝電影的資金來源主要是播出機構、電影節、基金會，但這些資金並不能解渴，錢將是一個永遠需要克服的問題。範立欣說，他願意面對這樣的挑戰。

“許多有關中國的影像都是關於大好河山的，這就像向別人宣傳自己的明信片；但真實的影像才是最珍貴的，中國社會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不記錄就可惜了。範立欣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