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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暗中化妆是什么感觉？坐在轮椅上的人要如何起舞？相声小品经常以残障作笑料，当听障人士自己来做脱口秀时，他们怎样用幽默来处理残障？
残障人士的身影很少出现于公共空间。在中国，虽然一些公共场所进行了无障碍建设，但商场、电影院、剧院默认的消费者还是非残障人，于是和消费、文化有关的东西仿佛成了非残障人的专属，残障者只在单调而有限的范围内活动。“这就是我（AccessAbility）”摄影展日前在北京丹麦文化中心开幕。在展出的26幅肖像作品中，每一位主人公都身受不同类型的残障。
残障曾经带给他们很大的困扰，那些与残障有关的不便和不公至今也仍然存在，但他们认为，残障理应只是一个人的特征，而不是他前进途中的阻碍。除了残障者的身份，他们还是化妆师、公益组织者、作家、手游公司PR、舞者，以及别人的子女、父母。开幕当天，大部分来自中国的被拍摄者都参与了现场的演出活动与对谈，第二天，视障化妆师、瑜伽教练肖佳进行了一场非视觉美妆与瑜伽活动。我们可以从这些活动中看到残障人士对美与真的追求，也可以一窥他们对残障者表达、工作、生育等权利的看法。
“这就是我（AccessAbility）”在北京丹麦文化中心的展厅入口，展览将开放至2021年5月9日。摄影：丛妍
“传统的相声小品里面有这么多对残障人的调侃，那我想为什么不能自己来做这个事呢？三个聋子坐在一起脱口秀，谁也听不见，对吧？”开幕式活动现场，戴助听器的杨光对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记者说道。因为家族遗传的关系，杨光在40岁时失去了一侧的听力，他很喜欢唱歌，失去听力曾一度让他陷入痛苦，但很快恢复了信心，开始投身残障公益事业。杨光组织过残障人诗朗诵比赛，还在单位办的歌唱比赛里拿了第一名，他最近的一个理想是组织残障者做脱口秀节目。
杨光注意到，中国主流的语言类节目总拿残障开玩笑，但他并不觉得这是恶意的歧视，相反这些玩笑很多是“善意”的，就像亲朋好友之间偶尔的打趣。他想，既然别人可以做这样的节目，残障者为什么不可以自己来呢？杨光说，在脱口秀上调侃自己，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想让大家看到残障人真实的生活状态，他们对残障是如何理解、接受的。不过他表示，虽然接下来的活动名叫“聋人脱口秀”，但目前的听障人士只有他一个，其他伙伴大多是肢体障碍者。“因为听不见，要全找听障者做搭档还是很困难。”杨光说道。
开幕式上儿童唱诗班的手语歌唱表演。来源：瑞典驻华大使馆
开幕当天，舞者李辉还表演了一段轮椅上的舞蹈。李辉从12岁开始学习跳舞，立志成为专业舞蹈演员，后来考取了北京舞蹈学院，但一场车祸让他永远地坐在了轮椅上。他曾经认为自己再也不可能跳舞了，但在活动现场，李辉跟着音乐娴熟地转动轮椅，他双臂的动作节制而有力，颇具感染力。同时，李辉还是一名编舞，他编排了一些由非残障人和轮椅使用者配合完场的舞蹈，希望借此促进两个群体相互了解与融合。
李辉在开幕式上的舞蹈表演。来源：瑞典驻华大使馆
第一次听到“非视觉美妆”的概念，很多人都会心生好奇和疑惑——看不见要怎么化妆？在肖佳的非视觉美妆课堂上，不论视力是否有障碍，大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熟悉自己身体发出的声音，用手去触摸自己的面庞。在一百平的高吊顶空间里，十几个人一起搓手，就如簌簌风声，一起鼓掌、拍击大腿，便如雨势逐渐增大。或许视障者熟悉了这样的声音，但非视障者却有全新的领略。在主流的印象中，视障者对物体的轮廓往往很敏感，因为他们需要通过触觉去了解事物，但参与活动的许多视障人士表示，她们是第一次这么仔细地去触摸自己和别人的面庞，不知道如何描述面部的轮廓。一位从外地来的小伙伴说，从前总觉得美妆离自己很远，这辈子都无缘了，从来没想过自己还能这样去化妆。
4月17日，视障小伙伴在非视觉美妆活动上互相感受对方的面庞。摄影：丛妍
14岁刚刚失去视力时，肖佳走上了为视障者规划好的唯一一条职业之路——盲人按摩师。但她并不喜欢这份工作，单调刻板的生活让她感到抑郁。2015年，肖佳通过培训终于成为了一名职业化妆师，此后一直致力于为残障女性提供美妆培训，帮助她们建立自信。她总结出了一套依赖触觉而非视觉的化妆方法，例如感知自己睫毛、眉毛的走势，在上妆前用手和棉签进行练习，不要触碰到皮肤，打腮红时如何用手指定位上妆区域，做到两边平衡，画完唇妆后要用沾湿的化妆纸沿嘴唇边缘擦拭，确保没有涂歪的部分。
肖佳在非视觉美妆活动上与大家分享化妆技巧。摄影：丛研
肖佳曾经在一篇自述中写道，“当健全精英女性都在讨论女人追求美丽的同时可能正在物化自己，要反抗成为男权社会的一个花瓶的时候，还有一群女人连被物化的资格都没有，这就是被忽视的第三类人——残障女性。除了残障，我首先是个女人。”她总是笑着说自己“臭美”，和她聊天时，她的眼睛总是注视着说话人，几乎看不出她是全盲。肖佳说，自己失去视力之后无法再与人进行眼神交流，这让她感到十分伤心，所以特意进行了训练，让自己通过声音辨识说话人的位置，并保持注视。对她来讲，美妆和瑜伽都不仅仅是要让自己变得好看，而是寻找自我、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也是对社会歧视的一种反抗。一位参与了非视觉瑜伽的男士说，戴上眼罩做瑜伽时会有一点不安，但看不到别人的动作，反而就不在意自己和别人的差距了，更能关注到自己的身体状态。残障人体育往往以十分强调竞技的姿态出现于公众视野，但实际上残障群体中还有更内化、放松的体育精神。肖佳说，自己接下来打算学习潜水，做一条“美人鱼”。
戴上眼罩后，大家在肖佳的语言引导下做瑜伽，姿态各异。摄影：丛妍
肖佳是一名母亲，她与丈夫蔡聪都是视障人。在开幕式的对谈活动上，有人提出了关于残障者生育权的问题，身有残障者是否应该生育下一代，基因筛查有缺陷的胎儿是否应该出生。肖佳表示，怀孕时医生让她去做基因筛查，但她不同意，她认为，即使孩子遗传到视力缺陷，那也不是剥夺其可能性的理由，残障不是一个问题，有问题的是无法接纳残障的社会。患有脑瘫的李希奇也是一名母亲，她指出，思考这个问题的另一个角度是站在女性作为母亲的立场来想——残障女性和非残障女性一样，应有权对生育与否做出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