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暗中化妆,在轮椅上起舞:残障人士如何追求美与自我?

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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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暗中化妆是什么感觉?坐在轮椅上的人要如何起舞?相声小品经常以残障作笑料,当听障人士自己来做脱口秀时,他们怎样用幽默来处理残障?

残障人士的身影很少出现于公共空间。在中国,虽然一些公共场所进行了无障碍建设,但商场、电影院、剧院默认的消费者还是非残障人,于是和消费、文化有关的东西仿佛成了非残障人的专属,残障者只在单调而有限的范围内活动。“这就是我(AccessAbility)”摄影展日前在北京丹麦文化中心开幕。在展出的26幅肖像作品中,每一位主人公都身受不同类型的残障。

残障曾经带给他们很大的困扰,那些与残障有关的不便和不公至今也仍然存在,但他们认为,残障理应只是一个人的特征,而不是他前进途中的阻碍。除了残障者的身份,他们还是化妆师、公益组织者、作家、手游公司PR、舞者,以及别人的子女、父母。开幕当天,大部分来自中国的被拍摄者都参与了现场的演出活动与对谈,第二天,视障化妆师、瑜伽教练肖佳进行了一场非视觉美妆与瑜伽活动。我们可以从这些活动中看到残障人士对美与真的追求,也可以一窥他们对残障者表达、工作、生育等权利的看法。

“这就是我(AccessAbility)”在北京丹麦文化中心的展厅入口,展览将开放至2021年5月9日。摄影:丛妍

“传统的相声小品里面有这么多对残障人的调侃,那我想为什么不能自己来做这个事呢?三个聋子坐在一起脱口秀,谁也听不见,对吧?”开幕式活动现场,戴助听器的杨光对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记者说道。因为家族遗传的关系,杨光在40岁时失去了一侧的听力,他很喜欢唱歌,失去听力曾一度让他陷入痛苦,但很快恢复了信心,开始投身残障公益事业。杨光组织过残障人诗朗诵比赛,还在单位办的歌唱比赛里拿了第一名,他最近的一个理想是组织残障者做脱口秀节目。

杨光注意到,中国主流的语言类节目总拿残障开玩笑,但他并不觉得这是恶意的歧视,相反这些玩笑很多是“善意”的,就像亲朋好友之间偶尔的打趣。他想,既然别人可以做这样的节目,残障者为什么不可以自己来呢?杨光说,在脱口秀上调侃自己,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想让大家看到残障人真实的生活状态,他们对残障是如何理解、接受的。不过他表示,虽然接下来的活动名叫“聋人脱口秀”,但目前的听障人士只有他一个,其他伙伴大多是肢体障碍者。“因为听不见,要全找听障者做搭档还是很困难。”杨光说道。

开幕式上儿童唱诗班的手语歌唱表演。来源:瑞典驻华大使馆

开幕当天,舞者李辉还表演了一段轮椅上的舞蹈。李辉从12岁开始学习跳舞,立志成为专业舞蹈演员,后来考取了北京舞蹈学院,但一场车祸让他永远地坐在了轮椅上。他曾经认为自己再也不可能跳舞了,但在活动现场,李辉跟着音乐娴熟地转动轮椅,他双臂的动作节制而有力,颇具感染力。同时,李辉还是一名编舞,他编排了一些由非残障人和轮椅使用者配合完场的舞蹈,希望借此促进两个群体相互了解与融合。

李辉在开幕式上的舞蹈表演。来源:瑞典驻华大使馆

第一次听到“非视觉美妆”的概念,很多人都会心生好奇和疑惑——看不见要怎么化妆?在肖佳的非视觉美妆课堂上,不论视力是否有障碍,大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熟悉自己身体发出的声音,用手去触摸自己的面庞。在一百平的高吊顶空间里,十几个人一起搓手,就如簌簌风声,一起鼓掌、拍击大腿,便如雨势逐渐增大。或许视障者熟悉了这样的声音,但非视障者却有全新的领略。在主流的印象中,视障者对物体的轮廓往往很敏感,因为他们需要通过触觉去了解事物,但参与活动的许多视障人士表示,她们是第一次这么仔细地去触摸自己和别人的面庞,不知道如何描述面部的轮廓。一位从外地来的小伙伴说,从前总觉得美妆离自己很远,这辈子都无缘了,从来没想过自己还能这样去化妆。

4月17日,视障小伙伴在非视觉美妆活动上互相感受对方的面庞。摄影:丛妍

14岁刚刚失去视力时,肖佳走上了为视障者规划好的唯一一条职业之路——盲人按摩师。但她并不喜欢这份工作,单调刻板的生活让她感到抑郁。2015年,肖佳通过培训终于成为了一名职业化妆师,此后一直致力于为残障女性提供美妆培训,帮助她们建立自信。她总结出了一套依赖触觉而非视觉的化妆方法,例如感知自己睫毛、眉毛的走势,在上妆前用手和棉签进行练习,不要触碰到皮肤,打腮红时如何用手指定位上妆区域,做到两边平衡,画完唇妆后要用沾湿的化妆纸沿嘴唇边缘擦拭,确保没有涂歪的部分。

肖佳在非视觉美妆活动上与大家分享化妆技巧。摄影:丛研

肖佳曾经在一篇自述中写道,“当健全精英女性都在讨论女人追求美丽的同时可能正在物化自己,要反抗成为男权社会的一个花瓶的时候,还有一群女人连被物化的资格都没有,这就是被忽视的第三类人——残障女性。除了残障,我首先是个女人。”她总是笑着说自己“臭美”,和她聊天时,她的眼睛总是注视着说话人,几乎看不出她是全盲。肖佳说,自己失去视力之后无法再与人进行眼神交流,这让她感到十分伤心,所以特意进行了训练,让自己通过声音辨识说话人的位置,并保持注视。对她来讲,美妆和瑜伽都不仅仅是要让自己变得好看,而是寻找自我、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也是对社会歧视的一种反抗。一位参与了非视觉瑜伽的男士说,戴上眼罩做瑜伽时会有一点不安,但看不到别人的动作,反而就不在意自己和别人的差距了,更能关注到自己的身体状态。残障人体育往往以十分强调竞技的姿态出现于公众视野,但实际上残障群体中还有更内化、放松的体育精神。肖佳说,自己接下来打算学习潜水,做一条“美人鱼”。

戴上眼罩后,大家在肖佳的语言引导下做瑜伽,姿态各异。摄影:丛妍

肖佳是一名母亲,她与丈夫蔡聪都是视障人。在开幕式的对谈活动上,有人提出了关于残障者生育权的问题,身有残障者是否应该生育下一代,基因筛查有缺陷的胎儿是否应该出生。肖佳表示,怀孕时医生让她去做基因筛查,但她不同意,她认为,即使孩子遗传到视力缺陷,那也不是剥夺其可能性的理由,残障不是一个问题,有问题的是无法接纳残障的社会。患有脑瘫的李希奇也是一名母亲,她指出,思考这个问题的另一个角度是站在女性作为母亲的立场来想——残障女性和非残障女性一样,应有权对生育与否做出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