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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9日是切·格瓦拉牺牲50周年纪念日。
作为拉美著名的革命家，切·格瓦拉与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一起推翻了古巴的独裁政权，并先后在非洲和南美洲进行游击战争。
他对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和中国领导人一向怀有诚挚的敬意和深厚的感情，曾于1960年11月和1965年2月两度访华，留下一些动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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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4月，哈瓦那正沉浸在革命胜利之初的欢欣鼓舞之中，前新华社副社长庞炳庵与同事孔迈踏上了古巴大陆。
五天后，格瓦拉就约他们见了面。
2017年10月9日，庞炳庵在家中接受采访时，取出一本格瓦拉的传记。新华社记者缪培源摄
在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格瓦拉详细介绍了古巴革命胜利的过程、经验和问题。
临别时，格瓦拉歪过头去，从书架上取出一本毛泽东论游击战的油印小册子。
“我是毛泽东的学生”，他说着，将小册子送给中国记者留念，并强调“这可是在古巴游击战争时期在前线印的”，是“来自中国的‘粮食’”。
毛泽东主席1960年11月19日接见了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埃尔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和由他率领的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新华社记者侯波摄
庞炳庵说，之后几次搬家过程中，这本小册子不慎丢失。“当时太年轻，都没想到要找他签名，结果又怎么都找不到了，真是可惜。每每忆及此事，都情不自禁地狠拍一下大腿。”
庞炳庵回忆，格瓦拉曾在多个场合表达过自己对毛泽东的崇拜之情。
他喜欢读毛主席的著作，还根据自己学习毛泽东游击战的心得体会，加上对古巴革命游击战争的回顾与总结，编写了《游击战》及其续篇《游击战：一种手段》等两本著作。
对此，前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黄志良也深有感触。
1963年，陪同一个中国代表团访问古巴的黄志良受人之托，想向格瓦拉要一本有他签名的《游击战》留念，没想到格瓦拉却婉言拒绝了这一请求。
“毛泽东主席是游击战大师，我只是个小学生，”格瓦拉打趣道，“我怎么好意思把小学生的习作拿给中国同志看呢？”
1960年11月20日，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埃尔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率领的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在北京参观了红星人民公社旧宫大队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新华社记者李基禄摄
黄志良回忆，当时格瓦拉还引用了一句西班牙谚语：“这岂不是向养蜂人兜售蜜糖么？”这句话正对应中国人常说的“班门弄斧”。
黄志良告诉记者，正是这种谦和的态度，增添了自己对格瓦拉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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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3年前，黄志良就已经与格瓦拉有过数次会面经历。
他还有幸成为格瓦拉在家中宴请的最早一批外国宾客。
1960年7月，黄志良随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率领的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访问古巴。
1960年7月，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左）率领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访问古巴，在自由哈瓦那旅馆内和格瓦拉交谈，庞炳庵（右）陪同翻译。拉美社摄
黄志良回忆说：“那段时间我们几乎同格瓦拉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友谊，他还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做客。要知道，格瓦拉还从未在家中宴请过外国宾客呢。”
黄志良记得，格瓦拉的家位于米拉玛区，革命前是哈瓦那富豪们居住的高级住宅区，但格瓦拉的住所却很普通，会客室加厨房也不过40平方米。家里还住着妻子、一岁多的女儿和临时来古巴探望他的母亲塞利娅。
当时，塞利娅太太50岁出头，面容端庄慈祥，两鬓斑白。她说已六年未见格瓦拉，天天思念着儿子，担心他的安危。
塞利娅太太还说，由于格瓦拉两岁就得了哮喘病，没法正常上学，便由她在家中为其补课，格瓦拉非但没有落下学业，还阅读了大量课外书籍，12岁就有了18岁青年的文化程度。
黄志良回忆道，格瓦拉一边听母亲说着陈年旧事，一边为母亲夹了菜。末了，他亲了亲母亲的手，说：“这么多年，妈妈为我的病和安危操碎了心，而我这个狠心的儿子却抛下了多病的妈妈四海为家。”说着，他抬眼看了一下中国客人，笑称：“按照你们中国的传统美德，这该算是忤逆不孝吧！”
格瓦拉对中国文化的熟悉，并未让黄志良感到吃惊。格拉瓦第一天接见代表团时，他就明确表示，他读过许多关于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书籍，渴望能到中国实地看看。
同年11月，也就是中古建交不到两个月，格瓦拉率团出访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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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1月，刚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上大一的尹承东接到了一项任务：和90多个学习西班牙语的同学一道，列队欢迎格瓦拉访问学校，并喊出“向古巴人民致敬”的口号。
当时，他和很多同学都刚开始学西语，还不会说完整的句子。为了这一句话，他们跟着老师反复练了很久。
后来出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尹承东笑称：“我将我学的第一句西语献给了切·格瓦拉，直到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这句话。”
尹承东回忆道，虽然只是匆匆见了一面，但他和同学们都很激动。
1960年11月19日，埃尔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左一）参观北京外国语学院时，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新华社记者刘长忠摄
他记得，格瓦拉穿了一件长外套，带着帽子，“气宇轩昂的，很有革命家的风采，还亲切地和我们打招呼。”
回忆起格瓦拉的来访，当时也在北外学习的前驻古巴大使徐贻聪同样激动不已。“我记得当时正上着课，突然校领导陪着几个外宾走进了我们的教室。我们才知道是切·格瓦拉来了，他还询问了关于北外学生勤工俭学的事情。”
由于参观时间很短，徐贻聪没能直接和格瓦拉说上话，他当时还颇感遗憾。不曾想，5年后，他有了直接面对格瓦拉的机会。
1965年2月，格瓦拉第二次访华，徐贻聪作为古巴驻中国大使的翻译，陪同他们参观了位于北京郊区的友好人民公社。
徐贻聪回忆说：“格瓦拉很随和，很平易近人，对中国也很友好，参观中，他对人民公社兴趣浓厚。”
1993年至1995年，徐贻聪曾担任中国驻古巴大使。
1962年10月1日，格瓦拉参加中国驻古巴大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庞炳庵摄
尽管当时距离格瓦拉牺牲已经20多年了，但“古巴人对他的敬仰，到处都可以感受到”。
他还邀请格瓦拉的遗孀、子女到使馆做客，他本人也曾追寻格瓦拉的足迹，“从科罗拉多海滩，到马埃斯特拉山区革命根据地，甚至还在他离开古巴前居住的农庄，住了好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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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翻译家王怀祖曾是格瓦拉第一次访华时的翻译之一，陪同格瓦拉参观了全国工业交通展览会。
他清晰记得，参观是在中古两国签署政府间经济合作协定后安排的。格瓦拉兴致很高，对中国政府慷慨无私的援助赞不绝口。
参观过程中，格瓦拉对各种工业机械产品，特别是农业机械非常感兴趣，对产品的规格、用途和价格询问得十分详细，并作了记录。
1960年11月19日，埃尔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在全国工业交通展览会综合馆参观。新华社记者刘长忠摄
他表示，不少机械正是古巴所需要的，要在中国购买。
令王怀祖难以忘怀的是，比他大6岁的格瓦拉待他如小弟弟一般，“和蔼亲切，讲话时总面带笑容，使人感到很温暖”。
格瓦拉还告诉他，回古巴后，一定会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古巴人民的友好感情和全力支持传达给古巴人民。
庞炳庵同样记得，格瓦拉结束访问回国后，对古中友谊给予了很高评价。在一次全国性的电视讲话中，还特意回忆起了与周恩来总理的一次“争论”。
当时，古方要在两国公报写上“古巴感谢中国无私援助”的字句，但周总理不同意，坚持认为各国间的援助都是相互的、互利的。
格瓦拉说：“最后，周恩来胜利了。”
1960年11月18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以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埃尔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为首的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新华社记者杜修贤摄
据庞炳庵介绍，格瓦拉举的这个例子在当时可谓是家喻户晓，令古巴民众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满怀感激，进一步巩固了两国间友谊。
“我听说，直到最近几年，一些古巴百姓还会念及此事，言语中充满了中国人民的感激”，庞炳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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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庞炳庵再度回到哈瓦那，将他在中国“淘到”的一块带有格瓦拉形象的奇石捐赠给古巴革命历史博物馆。
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他这么评价格瓦拉：
“人体内有红血球和白血球。当病毒侵入人体时， 白血球就奋不顾身地去扑灭病毒，最后许多白血球死去了，但病人得以康复。格瓦拉精神很像‘白血球精神’。我们中间正是有了一批像格瓦拉一样的人，人类才有希望。”
（来源： 新华国际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