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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体现在观念上。到澳大利亚后，他们开始把养育孩子真正作为自己的责任。他们说，在中国时他们认为生孩子就是传宗接代，不光是他们小家庭的事，因此就把养育孩子的责任交给家人分担。当时，他们在深圳，工作十分繁忙，每周只有一天休息，孩子就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保姆照看。
而在澳大利亚，社会的共识是，养育孩子是父母自己的责任，在生孩子之前就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包括经济上、工作上、心理上的准备，要保证有时间照顾孩子，陪伴孩子成长。在澳大利亚，与事业和收入相比，照看和陪伴孩子更为人们看重。
刘昕和郑万里在决定再生一个孩子前，在经济和心理上都做好了准备，对工作也做了重新安排。郑万里说，他们的邻居生育了５个孩子，都是自己带，因为生孩子是自己的决定，就需要自己来承担这个责任，而不能推卸给家人。这种观念对孩子的价值观也将产生影响，孩子长大后会懂得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为了亲自养育孩子，刘昕决定放弃当时在一家大公司的高薪工作，准备做一名全职母亲。尽管对未来是否还能找到这样一份好工作心里并没有底，但他们决定把孩子和家庭放在第一位。小儿子出生后，刘昕在家做了１８个月的全职母亲。后来在重返职场时，她又对所求职公司提出工作时间上的要求，以确保有时间继续照顾孩子。刘昕说，跟孩子在一起是最珍贵的天伦之乐。
其次，澳大利亚提供的各种社会服务帮助他们成为合格的父母。刘昕确诊怀孕后，医院就给他们发来一封信，要求他们都必须参加为期一个月的父母培训班，以了解孕期中每个阶段的注意事项。例如，胎儿有了心跳后母亲要避免看刺激性的电影，胎儿耳部开始发育后母亲应该听的音乐类型，孩子出生前丈夫需陪妻子散步、按摩，为孩子出生做好准备，等等。孩子出生后，他们还要参加社区的父母交流小组，分享带孩子的经验，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育儿问题。
在中国生育大儿子期间，刘昕奶水不足，虽然想了很多办法，也用了传统的催奶方法，但没见效果，结果只给大儿子喂了１００天奶就放弃了。澳大利亚则鼓励母乳喂养，刘昕生小儿子时，从培训班和分享小组学到很多科学的方法，结果给小儿子喂了１４个月的奶，她才发现不是自己不能哺乳，而是方法不对，没有科学的指导。
第三，澳大利亚有“家庭高于一切”的社会价值观。郑万里说，在澳大利亚，家庭是高于一切的，如果家庭有需要，向公司请假是理直气壮也是理所当然的。澳大利亚有一种法定带薪假，就是针对照顾家庭和个人需求的假，每年可以请假１０天，不扣工资。家庭一旦有需要，工作安排要让位于家庭需要。例如，在去见客户的路上接到家里有人生病或有急事的电话，你可以马上通知公司，由公司安排他人继续处理与客户之间的事，而你可以去处理家里的事情。澳大利亚社会的共识是：如果一个员工连自己的家人都不看重，就不会被认为是一个好员工，公司也不会将其视为一个有爱心和有责任心的人。有一次，郑万里在公司日历上留言说妻子要出差几天，他需要照顾家庭，但公司安排工作的经理没有看到而给他安排了工作，郑万里向那位经理提出意见，该经理不仅马上进行调整，还两次郑重向他道歉。
第四，澳大利亚把每个孩子看成独特个体，注重培养孩子的长处。刘昕说，刚到澳大利亚时，她像许多中国家长一样，要求孩子学习一定要拔尖，因为当年她就是一名学霸，所以当看到大儿子成绩不理想时就会跟孩子急，她现在想起来都感到非常后悔和内疚。澳大利亚的学校把每个孩子都视为独特的个体，相信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各有所长，从不把孩子和别的孩子相比较，总是鼓励孩子发挥自己的长处。因此，孩子也树立了自己与别人不同的观念，不接受将自己与他人相比。
刘昕说，她现在不会像当年要求大儿子要做到成绩数一数二那样要求小儿子，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孩子的特长上，注重培养孩子的品格和心理素质，让他快乐成长，成为对社会有爱心、有贡献的人，而这是比成绩更重要的。
刘昕和郑万里说，正是由于他们肩负起养育孩子的责任，在此过程中他们真正享受到了陪伴孩子成长的快乐，虽然他们为此付出很多，特别是在孩子刚出生的那段日子很辛苦，但这是父母应该做的。他们与孩子亲密相处，现在孩子不仅把他们当作父母，更把他们当作最好的朋友。当他们勇于担当起做父母的责任时，孩子们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要如何爱家庭、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