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中文
当下，美国已经吹响了对华战略竞争的号角，中美战略竞争格局显然已经从传统的安全、军事、政治等领域延伸到了中美关系曾经的“压舱石”——经济、贸易等领域。近年来，美国的对华疑虑有所上升，这一焦虑情绪显而易见地体现在了2017年底和2018年初的三份国家战略报告中，成为美国启动对华战略竞争的心理动因。
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战略竞争的现实？是退避三舍，重新退回到“韬光养晦”，还是迎难而上，主动塑造和设计对美竞争态势？毫无疑问显然是后者。军事关系作为中美战略关系中最为薄弱和脆弱的一个环节，如何重塑中美两国间的战略平衡，以在防止愈演愈烈的竞争态势出现失控局面的同时，实现控制竞争成本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双重目标，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本文认为，可尝试从观念、实力和制度三方面着手。双方不仅要在观念上接受对方在未来的地位和身份，还要在实力上无论是核力量还是常规力量形成相互战略威慑状态，更要在制度上达成双方共识的协调机制，共同管控危机和风险。
观念的平衡：以“对冲”为原则的有限竞争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在管理两国关系时，都采用了“两手”政策。美国一方面将“接触”作为吸引中国进入既有国际体系的基本策略，通过经贸、人文等方面的交流影响中国、改变中国；另一方面又处处对华施加制衡。中国也以“两手政策”作出回应，一方面以高度的热情推动与美合作，另一方面又怀有强烈的防范情绪。
以“两手”对“两手”，是国家间互动的必然模式，但却极易导致双方陷入更深层次的相互怀疑，最终实现“自我实现的预言”。 在这种情况下，军事领域作为两国关系中最具对抗性的因素，双方都基于“最坏情况”进行军事准备，对抗的风险将会愈演愈烈。近年来，随着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中美在西太、东亚地区的摩擦迅速上升并开始波及新的战略领域（如网络与太空），中美两国、特别是两军都已开始把对方作为主要潜在对手，都在为应对最坏前景加紧进行准备。
为防止这一状况的严重后果，中美两国、两军首先需要在观念层面做出调整，通过“自我设限”的方式，努力保持对冲政策的基本平衡，避免对冲政策中“制衡、防范”的一面成为双方关系的主导，有意识地控制相互竞争的广度和烈度，防止其导致两国关系走向冲突与对抗。具体可以做到： 一是对战略博弈与战略竞争持更为“宽容”的态度。 战略博弈与战略竞争是大国政治中本来就应该包含的内容，更何况是在中美这两个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如同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提出的“共同演进”的概念，只要管控得当，一定程度的博弈与竞争有可能还有利于两国各自的发展。要看到战略竞争关系并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除了中美战略性竞争之外，中美依然维持和发展着强大的经贸、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内的伙伴关系。战略竞争关系的特殊性就在于，中美两国的强力部门(例如军队和情报系统)都会依据“最坏的可能性”来准备各自的军事任务，但这并不等于两国的政府和人民需要敌对。
二是为战略博弈与竞争划定边界，同时控制博弈与竞争烈度，特别是要避免其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也要避免战略竞争走向以削弱对方为主要目的的恶性竞争。中美双方可达成“几个接受”来控制两国恶性竞争的烈度：（1）将接受对方的存在与发展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前提，不以消灭对方为最终目标；（2）以绝对收益而非相对收益作为两国合作的出发点，致力于寻求积极合作而非消极合作；（3）接受对方在东亚地区的存在和适度扩展，将不触碰对方的核心利益作为底线。
实力的平衡:以“克制”为基线的有限权力
为避免陷入恶性军备竞赛循环中，中美需要就实力发展的“ 天花板” 和 “平衡线” 达成共识，前者表现在中美双方应制定有限的军力发展规模，不谋求相对于对方的绝对安全和绝对优势；后者则表现为双方在军力发展中 遵循相互克制的原则 ，这一原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从自身角度看，始终有维护核心利益的能力，并且有足够的信心，相信只要划清了底线，对方就不敢甘冒战争的风险而挑战，因此不会轻易误判对方的行动意图；二是从对方角度看，因己方有足够的实力和信心能够制约对方的攻击，并在遭受攻击后发起反击，因此对方不会主动寻求先发制人式打击。
从当前中美的军事力量构成和实力对比来看，这种相互克制原则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地缘层面，以第一岛链作为相互承认的地缘平衡线。 冷战结束后，在中国具有强大陆权优势、美国具有强大海权优势的基础上，中美两国的军事力量在西太地区沿中国边境线或领海线附近形成了某种战略平衡,中美之间的安全摩擦主要存在于西太第一岛链之内。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原有的战略平衡已被打破，在双方的磨合与对峙中，中美双方军事力量与战略的平衡线将可能移至西太平洋地区的第一岛链。中美在第一岛链附近海域形成新的战略平衡线，是较为现实的，也应该能够为双方所接受。
中美间的较量是两种平台、两种战略间的综合博弈。虽然两国军队的各类军兵种均非常齐全,发展也都较为全面,但比较而言,在西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东亚海域,两国的力量建设和特点各有侧重。中国军队是一支主要依靠大陆的力量,在发展远洋海军的同时,更注重发展反海军技术；而美军则是一支以海上平台为核心的力量,正依托海洋,整合内部及盟友的资源,强化通过海空平台投送力量的能力。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第一岛链将是中美双方均势所能达到的极限。中美间的战略平衡线大致维持在第一岛链附近海域,这条线几乎是大陆技术向海洋延伸的终结和海洋技术向大陆推进的极限。在中美两军充分利用新兴军事技术并发挥各自地缘优势的情况下,美国很难在中国近海完全战胜中国,而中国也不太可能在远洋发生的与美国进行的对抗中获胜。
二是在核威慑层面，形成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威慑态势。 中美在核武器领域的战略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大不相同。美苏冷战时期的“相互确保摧毁”和“相互确保生存”是建立在相互脆弱性基础上的战略稳定。但是，美国对于是否应该承认与中国的相互脆弱性和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稳定关系是存在巨大争议的。尽管有一部分学者已经认为，与中国的相互确保摧毁已成事实，美国应该接受这一事实。但多数学者均认为美国不应公开承认对华战略脆弱性，认为这一做法将导致中国更具进攻性并削弱美国的核保护伞。特朗普上台以来，强调“以实力维护和平”，加速核武器现代化进程，加快“萨德”系统在东北亚地区的部署，加紧在西太平洋上的海上军事巡逻，加强常规全球快速打击能力建设，对中美之间原本就不太稳定的战略稳定性造成了相当冲击。美国试图在战略威慑体系中的攻防领域均占据绝对优势，将导弹防御能力从导弹飞行末段提升至飞行轨迹的助推段，将全球快速打击目标从非对称性的恐怖分子和极权国家转变为对称性的传统大国如俄罗斯和中国，军控议程在美国外交任务列表中由优先任务降为非优先任务。2018年出台的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与奥巴马政府相比，对中美战略稳定性的考虑已经居于次要地位，中美达成彼此接受的相互脆弱性的可能性降低了。
因此，在核武器方面，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稳定的均势环境需要双方做出一系列明确的共同保证，以增强双方核武库的威慑能力，从而显著降低常规危机或冲突升级为核对抗的危险。对于美国而言，应放弃追求发展相对于中国核武库的绝对优势能力，并向中国做出可信的保证，即接受而且未来不会危及中国的核报复打击能力。换言之，美国必须明确承认基于相互威慑和相互脆弱性理念的中美核均衡是有效的。此外，为了提高可信度，美国还必须考虑放弃开发远程全球精确打击系统及任何其他可以摧毁中国核武库的新型核常武器系统，并进一步保证其弹道导弹防御能力无法抵消中国的核反击。
制度的平衡：以“合作”为基调的中美协调
无论中美在安全领域上有多少的相互不信任，但双方对于维护和增强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合作有着明显的共识。在中美还拥有共同的战略敌人如苏联时，或是虽然没有共同的战略敌人但双方力量过于悬殊时，这种陆海分离型的安全秩序都是中美所能够接受的。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两个条件都在失去，恢复东亚的和平稳定，可在制度层面经过双方不断摸索达成新的战略妥协。
鉴于东亚秩序及转型的复杂性、长期性及潜在动荡性，中美两国应该携手共同构建一种能够将区域内主要大国及利益攸关方涵盖进来，并具有较高行动效率的多边安全秩序框架。这种多边安全秩序框架可以先从最为迫切的议题领域着手，不同议题领域的成员可以不同，并逐渐外溢到其他领域。这些议题领域及其多边机制包括：朝核问题及东北亚安全多边机制(以六方会谈为基础)、领海争端多边协调机制(中国与争端当事方)、海上安全多边机制、东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在这些安全机制的基础上，再继续推动在防扩散、反恐、公共卫生、灾害管理、海上搜救、海上安全（safety ）等领域的合作。应改变在网络、太空和核等全球战略领域中的对抗式互动，通过共同维护现行国际规则和建立新领域的国际规则，逐步增加关系中的积极成分。如果中美能在东亚及亚太地区多边对话合作机制中形成良性互动，将减缓西太均势变化带来的摩擦与动荡，对中美关系起到减震增稳的作用。
除了在亚洲构建各类安全框架，中美之间还需要建立多样化的危机管理机制与信任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chanisms, CBMs），双方必须大力加强分歧与危机管控，既要努力避免双方的直接危机与冲突，还要高度警惕因第三方因素引发两国间的危机与冲突。目前中美双方在西太、东亚日益突出的地缘政治分歧已对两国在海上通道、网络、太空以及核等战略领域的关系带来重大消极影响。中美双方需要以“柔性”原则来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这一原则体现在始终保持“直接沟通渠道、发出清晰信号、避免反应升级”等达成共识。
中美两军已于2014年年底签署了“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两个谅解备忘录，并通过陆续增加新附件，不断扩大互信措施的范围。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危机管控联络机制，将危机管控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各层级的安全和军事对话，适时考虑建立两国海空军及有关战区之间的热线，形成多层次紧急联络机制；可赋予国防部热线危机管控的明确功能，确定简化、快捷的使用程序。在两国外交或军事部门建立应对突发意外事件的联合工作小组，就签订中美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协定及互不进行外空、网络攻击进行探讨等。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