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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个被性侵犯或骚扰的女性在网上写下‘我也是’，我们也许就能让人们看到这个问题有多严重。”10月15日，美国演员艾莉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在社交网站“推特”上发出这句话时，没想到它会演变成一场席卷美国并延伸到海外的运动。
在她发帖的一天内，世界各地约有470万人在“脸书”上参与相关讨论，发布了超过1200万条更新、评论和表情。在活动发源地美国，45%的“脸书”用户都有社交媒体上的“友邻”在两天内发布了“我也是”（#MeToo）。性骚扰现象的普遍存在和长期受到的忽视就这样通过社交媒体的瀑布流暴露在人们眼前。
新泽西州的著名高中历史教师尼古拉斯·费罗尼（Nicholas Ferroni）就目睹了惊人一幕。他在24日发推说，当他问自己的学生有谁遭遇过性骚扰时，所有人都举起了手。“没有比这更令人心碎、更令人大开眼界的了。”他说。
“性骚扰现象已经存在了上千年了，但现在有更多受害者意识到，他们可以安全地站出来并得到支持。”美国“安全约会计划”（Date Safe Project）创始人麦克·多米特兹（Mike Domitrz）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但他也表示，性骚扰的根深蒂固反映出了深层次的文化问题，需要就目前的教育方式进行坦率的讨论和反思，才能改变这个现象。
知名人士自以为“不可触犯”
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曾为微软、通用汽车等企业提供人才管理咨询服务的一家咨询公司总裁罗伯塔·马图森（Roberta Matuson）回忆了2004年的一段个人经历。当时她受邀做客福克斯新闻台王牌节目“奥莱利实情”（The O’Reilly Factor），作为专家讨论办公室两性关系。但她想不到，和她侃侃而谈的主持人比尔·奥莱利（Bill O’Reilly）实际上就是多起性骚扰案件的主角。
就在半年后，邀请马图森上节目的制作人控告奥莱利对自己进行了性骚扰。当时奥莱利支付了巨额和解金息事宁人。但在2017年，丑闻再次曝出。
《纽约时报》报道称，奥莱利和福克斯新闻台为2002年以来的5起性骚扰案支付和解金，共花费约1300万美元。此后，福克斯新闻台宣布解雇这位保守派“名嘴”。
回首当年上节目的情形，马图森对澎湃新闻表示，奥莱利明知自己在工作中行为不当，却在电视上与专家谈论职场性骚扰，说不定心里还觉得颇为有趣。
奥莱利只是近期曝出的涉嫌性骚扰的名人之一。2016年，他的上司、福克斯新闻台创始人罗杰·艾尔斯（Roger Ailes）也被控告试图性骚扰一名女主播，并在被拒绝后将她解雇。接着又有多名女性指称艾尔斯的类似行为，艾尔斯在此后不久便黯然辞职，于2017年去世。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今年10月，好莱坞知名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性骚扰丑闻成为西方各大媒体的头条。《纽约时报》曝出，韦恩斯坦在过去几十年中对数十名女性进行性骚扰，其中包括他的助手、高管和演员，甚至是安吉丽娜·朱莉、格温妮丝·佩特洛等著名女星。目前，韦恩斯坦被从自己的制片公司解雇，洛杉矶、纽约和伦敦的警方都对其展开了调查。
“这些人以为自己不可触犯，他们对被骚扰的女性握有权力，从不去想他们利用权力做出了不当行为。”马图森说。
这些案例并非只是八卦小报的材料。三名被曝性骚扰的传媒娱乐大亨都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有着深远影响。艾尔斯的福克斯新闻台是美国共和党的主流发声渠道，奥莱利通过美国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传播保守派立场，身处自由派为主的好莱坞的韦恩斯坦则常年支持奥巴马、希拉里等民主党政治家。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也常因对女性的态度遭到批评。2016年10月，《华盛顿邮报》公布了特朗普在2005年一则含有猥亵和侮辱女性言论的谈话录音，此后又有多名女性指责特朗普性骚扰。在当时的第二场总统大选辩论中，就有一名教师提问特朗普和希拉里，“你们是否用体面、积极的行为给今天的年轻人做出了榜样？”
从事性安全教育的多米特兹表示，任何知名人士（尤其是公众眼中的榜样）利用自己的权力去伤害他人，都会对社会产生负面作用。
年轻人被教育谈恋爱要“大胆上”
韦恩斯坦的行为被曝光后，来自各行各业的女性和男性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我也是”。身边朋友们的亲身经历让许多人发现，名人的丑闻只是将一个普遍存在但常被人忽视的现象推到了聚光灯下。
从事人力资源咨询、已有31年处理性骚扰纠纷经验的一家咨询公司总裁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对澎湃新闻估算，在50起性骚扰事件中，大约只有1起会上升到正式指控。目前被曝光的性骚扰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
美国最大反性暴力组织“强奸、虐待和乱伦国家网络”（RAINN）测算，基于2010-2014年的官方数据，每隔98秒就有一个美国人遭遇性骚扰。监狱囚犯、儿童、军人以及在普通工作场所的雇员，都是经常遭遇性侵的对象。其中女性是最大的受害者，每6个美国女性中就有一个曾经遭遇强暴或者强暴未遂，这个比例在男性中约为3%。
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于2016财年受理了12860起与性有关的职场骚扰指控。该委员会记录显示，从2010财年至今，它每年受理1.2万多起指控，数量并无明显变化，其中还不包括地方部门受理的指控。
该委员会2016年发布特别报告称，四分之三的职场性骚扰受害者选择沉默，不去向上级或工会报告，也不去投诉，主要是因为担心别人不相信控告，或者害怕遭到报复。
刘易斯对澎湃新闻承认，的确存在有人为报复而捏造性骚扰指控的情况，但据他的经验，捏造指控的比例仅占1%。
从事性安全教育的多米尼兹对记者表示，性骚扰事件的普遍性反映出了深层次的文化问题：许多人不理解也不尊重他人的界限。他表示，许多年轻人被教育说谈恋爱就要“大胆上”，而不是征求对方的同意，这使他们以为可以随心所欲对人评头论足、动手动脚，不去尊重对方的选择。
“‘男孩永远是男孩嘛’，这是我们长期接受的态度。”关注性骚扰问题的马图森也认为，社会上的普遍心态导致了对加害者的纵容，“但愿将来不会再这样了。”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层面在于美国社会对性骚扰的宽泛定义。多米尼兹表示，如今越来越多人了解什么算是职场性骚扰，因此他们更有可能指出不当行为。
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将性骚扰定义为“因为一个人的性别对其进行的骚扰”。加害者和被害者可能分别是男性或女性，也可能属于同一性别。加害者可以是受害者的上级、同事、客户、顾客等。
该委员会定义称，针对一个人的性别发表冒犯言论也属于骚扰行为，比如在一名女性面前发表对女性群体的冒犯言论也是犯法。美国法律并未将单纯的调侃、不经意的言论或不太严重的孤立事件算作性骚扰，但如果这些行为过于频繁或严重，以至于形成了不友善的工作环境，或者导致受害者被解雇或贬黜，那也属于非法的骚扰。
许多企业仍首选规避责任
社交媒体上的“我也是”行动使更多人意识到了性骚扰问题在美国社会的严重性。
长期关注这一问题的马图森对澎湃新闻表示，许多人都为自己的同事或朋友遭遇性骚扰感到震惊，这可能会促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不当行为会产生后果。
但企业能否有效避免普遍的性骚扰现象，仍有待观察。受访人士普遍认为，许多企业在这一问题上仍选择尽量规避责任，而非解决更深层的问题。为企业提供相关咨询的刘易斯表示，在韦恩斯坦丑闻曝出后的两周内，为职场性骚扰和多元化问题寻求他帮助的企业数量超过了过去两个月。
在这些企业中，有的担心自己也会被告上法庭。有的发现内部也可能曝出类似韦恩斯坦的丑闻，意识到自己过去没有做好防范工作。有的则希望证明它们对员工进行过相关培训，这样如果员工做出性骚扰行为，企业就可以规避责任。
“企业需要定期提供相关培训，并确保从上到下的所有员工都完成了培训。”刘易斯建议说，“企业需要提供简便的投诉流程，并在调查中保持仔细、深思熟虑和严格保密。它们需要确保企业文化不会助长导致工作环境不友善的行为。”
多米尼兹则希望从他眼中的问题源头入手。他承认更多人站出来分享性骚扰的经历令人鼓舞，但要真正解决问题，人们需要就教育方式进行坦率的讨论和反思，教会年轻人尊重他人的界限、获取他们的同意，以及其他相关技巧。
距离“我也是”在网上热传已过去了10天。正像许多其他网络标签一样，它的热度正在渐渐淡去。这是否能成为美国性骚扰现象的转折点，目前还很难说。
10年前首先用“我也是”说出自己遭性侵经历的塔拉娜·伯克（Tarana Burke）日前接受纽约公共广播电台采访时说，在网上发帖只是个开始，人们需要持续、团结地行动才能真正起到效果。
20多年来从事防身术教学的皮特·卡纳文（Pete Canavan）对澎湃新闻表示，要使更多人关注这一问题，需要动员更多男性发声，因为人们通常认为男性体格更强壮，更容易成为加害者。而且，其实男性也有可能遭遇性骚扰。
刘易斯仍然建议受害者谨慎行动：“不幸的是，不是所有受害者都应该总是站出来。有太多例子说明，在雇主处理不当的时候，受害者反而会遭到打击报复而不是解决方案。”
“人们是否能改变他们的行为，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答案。”马图森说。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