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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據新華網報導，當前，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資訊化深入發展，世界經濟在深度調整中曲折復蘇，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蓄勢待發，全球治理體系深刻變革，發展中國家群體力量繼續增強，國際力量對比逐步趨向平衡。同時，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在相當長時期依然存在，全球經濟貿易增長乏力，保護主義抬頭，地緣政治關係複雜變化，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交織，外部環境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
在此背景下，各國綜合國力的競爭將更加激烈。為使本國綜合國力具備越發堅實基礎，主要大國紛紛進行各種戰略體制和政策的變革、調整，以期在未來競爭中贏得有利位置。
美國：竭力維護“全球領導力”
2016年1月12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華盛頓發表了他在任的最後一次國情諮文。除了總結過去7年的成績和經驗，奧巴馬還著重談及“美國的未來”。
奧巴馬提出了“無論誰擔任下一屆總統，無論誰掌控國會，都要回答”的四個問題，涉及經濟、技術、國家安全和政治發展等四個領域。
奧巴馬給出的藥方是，首先，重視在新經濟中給每個人提供公平的機會和保障，為此加強教育和公共福利支出；其次，讓新科技為人類自身效力而不是令之起反作用；第三，保障本國安全，並在不充當世界員警的情況下引領整個世界；最後，促使政治反映本國的進步而非缺點，為此需要改變選舉體制，更好地彌合黨派間的積怨和猜疑。
在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徐長銀看來，奧巴馬從長遠考慮提出這些問題，對於指引美國今後五年、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未來”頗具深意。
徐長銀注意到，奧巴馬在國情諮文中八次提到“美國的全球領導力”，強調美國“仍是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但也表露出維持霸權力不從心的跡象。
反映在外交上，美國全力維持全球領導力的焦灼感明顯。近來美國在東北亞動作頻頻，引發地區局勢緊張。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美國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員袁征認為，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佈局中，“一個重心(亞太)兩個重點(歐洲和中東)”的基本特點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但歐洲和中東的局勢牽扯了美國的精力。
俄羅斯：多方紓解“內憂外困”
過去兩年來，國際油價低迷、西方制裁、盧布貶值等因素使俄羅斯面臨困難局面。
根據俄官方數字，2015年俄GDP萎縮3.7%。外貿、投資、消費三駕馬車似不給力。不過，受訪專家認為，俄羅斯經濟雖然進入衰退停滯期，但不會“崩潰”。“因為世界上鮮有大國經濟‘崩潰’的現象發生，只有政權垮臺才可能引發經濟崩潰。因此無須為俄羅斯經濟困難過於擔憂。”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盛世良說。
面對困境，俄羅斯採取了一些應對措施。經濟方面，對內重點優化經濟結構，改變過度依賴能源和西方資本狀況，改進政府管理方式，吸引亞洲資金參與遠東等地開發；對外，積極推進“向東看”政策，加強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和金磚國家合作，積極推動俄羅斯發展戰略及其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實現對接。
努力提振經濟的同時，俄羅斯加快實現外交突圍。通過強勢介入敘利亞問題，以及強力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一定程度上撬動了美國主導、西方國家參與的對俄羅斯的圍堵和孤立。在解決烏克蘭危機問題上，俄也表現出一定靈活姿態。
此外，俄羅斯加強了對國內的管控。
歐洲：危機疊加經濟優先
2015年，歐洲迎來二戰以來最嚴重的難民危機，100多萬難民大量湧入，對歐洲安全、社會、文化和經濟秩序及一體化進程構成強烈衝擊。進入2016年，難民危機持續發酵，反恐局勢依舊嚴峻，在此背景下，歐洲國家內部的排外、反歐盟聲音有再度變大之憂。
正像第一次參加達沃斯論壇的法國總理曼努埃爾·瓦爾斯在出席有關“歐洲未來”的討論會時所強調的，“如果我們不能應對當前的安全、恐怖主義以及難民危機等挑戰，歐洲在未來幾個月內就可能退出歷史，可能徹底解體。”
英國最近幾年在對外政策上進行適當的調整，比如更加重視發展與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的關係。這說明，英國已清楚認識到國際格局中的“東升西降”，已在為在未來的國際競爭中佔據有利位置進行佈局。不過，英美關係雖然有調整，但沒有根本性的變化。
對法國而言，張健認為，2016年是法國大選年之前的關鍵年，政府和老百姓最關心的一是經濟，二是安全。經濟方面，失業問題嚴重。去年巴黎一頭一尾兩次發生嚴重恐怖襲擊事件，表明法國安全形勢依然嚴峻。除了強化內部反恐措施，法國還加強了與歐洲其他國家的情報合作、聯合執法行動。
“德國經濟的情況是比較好的，但政府意識到外部經濟環境並不樂觀，為了應對外部市場下滑的不利影響，德國重視提高經濟品質，比如制定‘工業4.0’計畫，推動歐盟‘單一數字市場’計畫等，可以說都是為經濟未來的競爭力作準備。而在當前，難民問題是政府要優先考慮和解決的問題，因為它影響到了默克爾政府的執政基礎。”張健說。
日本：從安全到經濟都想“突破”
日本《讀賣新聞》1月6日發表題為《日本應在構建國際秩序上擺脫被動姿態》的社論，文章稱當前日本的安全保障環境惡化。“日本以往是在發生危機後才研究對策和制定相關法律，被人揶揄為‘追隨美國’。如果採取這種被動的姿態，就不可能維護日本及地區的和平與繁榮。因此，日本應當主動地參與構建安全的國際環境，開展確保國家利益的能動外交。”
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劉江永認為，日方對形勢的看法，總體上是比較嚴峻的。
劉江永表示，伴隨全球經濟復蘇乏力，日方認為日本的外部經濟環境惡化了。亞洲地區的金融風險也正不斷增大。
“安倍經濟學”為何不再有效？受訪專家指出，一個重要原因是日本經濟的全球化程度非常高，其對外投資和貿易占比比很多國家都大。由於空心化嚴重，日本經濟增長主要動力在海外，因此經濟對外部市場的變化敏感程度高，而經濟的內生增長動力弱，導致國內經濟政策的效應大打折扣。
日本的目標是，在TPP達成後以及利用2020年舉辦夏季奧運會的契機，2020年GDP達到600萬億日元(5.1萬億美元)。
印度：致力實現強國夢
在印方看來，世界大趨勢不會改變，但印度切實感受到安全威脅增大，因此對恐怖活動十分敏感；在經濟上，印度主觀認知非常樂觀，認為印度是區域經濟的火車頭，也是經濟增長最快的經濟體，印度的地位會越來越重要。
莫迪政府上臺以來，推行現實主義的內政外交政策，十分注重發展經濟，其一切政策的出發點可以說都是圍繞經濟服務的。
內政方面，為了實現印度的強國夢，莫迪政府提出了很多概念，也採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其最先提出的一個目標就是“印度製造”，即將印度打造成全世界的製造業中心。這也是其所有計畫的重中之重。為此，莫迪政府極為重視基礎設施建設，加大了對公路、鐵路、房地產等的投資，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法規。
除了“印度製造”，政府還推出了“新創印度”。政府宣佈為新創公司制定新政策，要促進製造業的創新技術，並提供賦稅優惠給那些未上市的小新創公司。新政策的更大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完整的生態圈。為了應對人口迅速城鎮化，政府還提出了修建100座“智能城市”的“智慧印度”計畫。此外，莫迪另一個雄心勃勃的計畫和口號是“數字印度”，其目標是，到2019年實現25萬個村莊通網路，並將創造超過1億個就業崗位。
外交方面，莫迪政府保持了印度一貫的大國平衡外交政策，目標主要還是圍繞為實現印度的強國夢。被稱作“飛人”的莫迪總理頻頻出訪，出訪中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吸引外資。據統計，2015年莫迪一共進行了26次出訪，是世界所有領導人中出訪最多的。其出訪的國家中重點突出，一是周邊鄰國，二是中、美、俄、日及歐洲大國。另外，國際多邊舞臺也頻頻刮起“莫旋風”。但不論是哪個國家，經濟外交都居於重要位置。每到一地，遊說外國投資者和當地印僑對印投資都是重要出訪內容。
實現印度的“強軍夢”。就任總理後，莫迪對印度實施了20多年的“東向政策”作修正，進一步提出“向東行動”政策。專家認為，“向東行動”除了經濟上的意義，也表明印度建立軍事大國的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