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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肖凯·莫索曼，译/张智森】
新冠病毒（COVID-19）现在已经变得家喻户晓了。我们都知道它的外观形状，它的特性以及如何避免它。世界卫生组织（WHO）已经告诉我们，这是一场大流行，并简要告诉我们它的危险性。许多人对此感到恐惧，还有更多人正在采取一切预防措施来推迟它。
但是，它还是来了，没有可用的疫苗，现在已经势不可挡。这个病毒可以无缝无隙地渗透入侵，几乎没什么障碍可以阻止其传播。它不分国界，不辨种族，不分文化，不管信仰，不能区分有和无，没有时间和空间概念，也超越政治体系。它已经渗透到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礼拜场所和我们的家里，没有地方可以被神圣豁免。它甚至使人类成为死亡使者。
要制止这种情况，一个国家需要有一个能专注于未来、意志坚强、行动有力的领导人。在中国，习近平主席就是这样一位领导人，他能调配举国资源，召集伟大的中国人民一起奋斗，最终控制住了疫情。习主席非常清楚地指出，新冠是一种严重的病毒，不应掉以轻心；没有一个医生、护士、士兵、党员干部可以置身度外，所有人都要投入战斗，当然还包括卡车、挖掘机。习近平知道，如果不想办法遏制这场流行病，将导致数千甚至数十万人失去生命。在遏制病毒的斗争中，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令人叹为观止。
中国对疫情的应对十分果断有力，从中透露出来的信息也非常明确：应对疫情必须当机立断，按照指示，有力执行。全面封锁，使得新冠病毒在湖北以外地区的传播几乎被阻断。在当局的命令下，近六千万湖北人留在家中，得到来自全国各地四万名医护人员的支持；这些医护人员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湖北，在抗疫战场上全力奋战。
三个月后，中国不再是新冠病毒的疫区中心。病毒已转移到欧洲，这种变化是戏剧性的。病毒十分猖獗，随着欧洲、特别是意大利成为新的病毒流行中心，欧洲人在与时间作斗争。然而，时至今日，没有任何措施可以制止死亡海啸。意大利的封锁决定来得太迟，也做得太少。感染率呈几何指数上升，没有任何办法让曲线变得平缓。随着病死率急速上升，超负荷运转的卫生医疗系统已经接近崩溃边缘。在英国，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告诉自己的民众做好与亲人道别的准备；在德国，默克尔总理以严肃、坦诚及不容置疑的态度向她的人民发表演讲，敦促他们“郑重且认真对待”。
欧洲领导人对这场流行病严重性的认知显得非常缓慢。他们没有及时从中国、日本或韩国的经验中学到些什么。尽管像伊朗这些国家正受到美国制裁，面对新冠疫情，资源有限、也为时已晚，但他们还在以有限的手段苦苦抗争。另一些国家对这场危机高度重视，采取严厉且必要的措施，例如黎巴嫩虽然危机缠身，但为了控制疫情蔓延，还是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施行了可能的措施，关闭所有大学、学校、餐馆、咖啡馆、糕点店以及入境口岸，甚至村民都实行自我隔离，只剩下一些基本服务。迄今为止，黎巴嫩的确诊人数仍奇迹般地低于危险警戒线。
新冠病毒的下一个疫区中心，可能会转移到美国，甚至有人预测，如果我们不采取严厉而适当的措施，也有可能是澳大利亚。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最初都对病毒轻描淡写、毫不重视，似乎不想认真对待这一危机。
让我们先来看看美国。最初，特朗普总统忙于否认即将发生的事情，他说：“这是流感。”稍后又调整说法为：“它将消失，有一天，它会像奇迹一样消失。”他拒绝承认疫情让事情变得更加紧迫严峻，人们认为其危机处理是一场灾难。但可悲的是，最终会是那些无辜的老残病弱及易感者为如此轻率的领导付出最大代价。这些教训是显而易见的。那些行动迟缓的人将受到惩罚，而其中有些人还将遭受更严重的后果。
在澳大利亚，莫里森联邦政府的信息传达甚是缓慢，有时还令人困惑费解。紧随其后的是新州的伯雷吉克利安（Berejiklian， 新州州长）政府。这样的领导导致许多澳大利亚人无辜地暴露在病毒感染的风险之下，着手让民众难以信任。在澳大利亚，我们其实有三个月的预警期来准备新冠病毒的到来，我们看到它席卷武汉人民，目睹中国人民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与之抗争。我们知道病毒即将到来，我们知道如果还是无所事事地闲逛毫无作为，就等于眼睁睁地看着枪管瞄准我们。
然而，这段时期我们的领导人采取了什么对策呢？让我们看一下韦恩·斯旺（Wayne Swan，原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财政长）的推文怎样说，联邦政府甚至没有采取措施来准备充足的检测试剂和必要的应急设备，他们也没有申请开展公众教育运动，甚至没有为科学研究提供更多资金。莫里森政府浪费了赋予给我们的窗口机会。难怪有人会问，人们为什么会对总理及其政府产生不信任感？ “不仅是堪培拉的莫里森政府，还有新州政府、首席医疗官员及其下属卫生机构都在浪费时间，他们正给澳大利亚人写一篇题为浪费时间将会磨灭信任的文章。”
你知道为什么人们开始恐慌性购买？这是因为他们不满莫里森总理对干旱以及随后毁灭整个国家的森林大火的处理，这种印象还没有从脑中消退。他们现在没有理由相信总理及其政府能够应对好新冠病毒的威胁，他们不相信莫里森政府会保障供给，他们预见到了即将到来的封锁。如果相信市场和莫里森政府所说的话，他们将在饥饿中毙命。对于陷入恐慌的家庭，合乎逻辑的事情是未雨绸缪早做准备，囤积一些物资以备不时之需。即使在最近的电视新闻发布会上，莫里森总理在要求人们不要囤积商品时，也只是告诉他们“停止这样做”，而未能提供或建议其他方式来解决他们的担忧并减轻恐惧。
迄今为止，联邦和州政府还没有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来保证超市的口罩和手部消毒剂供应，这些供应会减缓传染病的蔓延，他们甚至没有要求人们在公共场所戴口罩。此外，政府发布的信息相互矛盾：一方面人们被告知要从事日常业务，另一方面要相互保持社交距离，不要参加超过100人的活动，不要参加超过500人的户外活动。矛盾的信息使人们感到困惑并不知所措。看看上周末在邦迪海滩拍摄到的泳客人数的照片就是一个例子，大家怎么知道现在海滩上的人数已经达到500？大家是否被要求去游泳之前先数数沙滩上的人头数量？尴尬与压力之下，州政府被迫下令关闭海滩。
我在悉尼南部的拉姆斯盖特（Ramsgate）和无忧宫（Sans Souci）看到咖啡馆和饭店里仍有很多人，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自己周围环境中存在的危险浑然无知，这些情况是政府沟通失败的进一步证明。总而言之，这些事情显示出政府对其原本软弱以及毫无意义的保持社交距离令也没有能力执行下去。他们没能给餐馆和咖啡馆提供明确而适当的指令，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拒绝关闭学校。
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警告，年轻人也会感染新冠病毒甚至致死，而不像传说的那样能对病毒自然免疫。然而，悉尼的天主教会大主教告诉天主教学校，尽管他们担心新冠病毒的爆发，但联邦和州政府仍敦促他们继续开学；联邦教育部长则否认联邦政府要求天主学校继续开课，因为它得到了联邦的资助。其中，双方的矛盾说法有不合常理之处，不免让人疑窦丛生。学生、老师和学校社区的健康必须始终是我们决策的首要考虑。这件事的真相终究会揭晓，但到那时可能为时已晚。据说州政府正在向那些决定将孩子留在家中的人发出威胁信，理由是担心孩子们感染病毒并将其传给父母或祖父母。现在，教育部显然要求所有在校学生如果缺勤需要提供医疗证明。
更让人震惊恐怖的是，联邦和州政府居然允许数千人从停靠在悉尼的邮轮上下来，而无需进行检疫，有人已经感到不适，其中有些人随后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州卫生部长布拉德·哈扎德（Brad Hazard）承认，让邮轮乘客下船是该部门工作人员的失误，乘客们也已经在全国各地走散。现在，关于邮轮旅客四处走散的争吵，成为澳大利亚的头条新闻，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就为何允许他们在悉尼下船而展开一场相互指责之战。
正值我们的联邦和州领导人争吵之时，澳大利亚的感染人数继续呈指数级增长。截至本文写作时，澳大利亚确诊病例总数为1072，一天增加了144例。按照这个速度，我们的感染人数正在赶超英国，甚至有更为恐惧的推测是我们正在步意大利人的后尘。
危机时期，领导人的作用至关重要，总司令的领导力将决定一个国家的沉没或崛起。就目前澳大利亚领导层而言，任重而道远。现在，我们还是先做好封城的准备吧。
（本文作者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议会上议院助理议长、悉尼公共与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席肖凯·莫索曼，译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智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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