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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回去了，有他们在，抗洪就没有问题。”8月11日，青山区钢花村街114社区里，89岁的老兵张振文翻看着报纸上的防汛报道。
一家四口感染新冠肺炎全部治愈，火神山医院医生为张振文做过7次CT检查，出院后护士长仍多次打来电话询问康复情况，“感谢他们”成为张振文常挂在嘴边的话。他和老伴儿下定决心，“希望捐献遗体为国家做点贡献”。
“一共给他做了7次CT检查”
除夕没过几天，张振文开始咳嗽并伴有咳痰，老伴儿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儿子张敏不敢大意，赶紧带着父母到中部战区总医院做CT检查。
“CT显示疑似感染，可能是母亲外出带回了病毒，父亲也被感染了。”第二天，张敏又带父母去了普仁医院做核酸检测，过了两天被告知确诊。期间，张敏和妻子也先后感染。经过社区协调，一家四口住进3家医院治疗，张振文和老伴儿陈爱媛去了火神山医院。
“都要准备后事了，高烧八九天，是部队救了他的命。”陈爱媛说，自己病情较轻，在火神山医院住了一周多时间，老伴儿开始出现高烧，连着烧了八九天。
张振文回忆，发高烧那些天，医护人员在他的两腋和后颈处各放了1个冰袋，每天不知道要换多少次，经常凌晨两三点过来换吊瓶。“那是没得说的，感谢他们，看到部队的军医就是亲。”
“那真是过细，生怕我们有一点还没好。”张振文患有慢阻肺，让陈爱媛忘不了的是，为了判断病情和观察肺部炎症吸收情况，医护人员对他们格外关心，“一共给他做了7次CT检查，一直到病好了些。”
“出院后护士长打来好几个电话”
经过一个月的治疗，3月13日，张振文和老伴儿出院，来到了康复隔离点。“感谢他们，还一直惦记着我们，出院后护士长打来好几个电话。”张振文没想到，住在隔离点时，他们隔三差五会接到护士长的电话。
“一哈子又来，一哈子又来，晚上护士长要来好几次。”陈爱媛告诉记者，在火神山医院时，护士长来得最勤。出院后，因为担心慢阻肺影响康复，护士长经常打来电话，询问老伴儿康复情况，再三叮嘱在康复隔离点要用氧气瓶。
“感到愧疚，后悔没问护士长的名字。”没记下护士长叫什么，张振文一直耿耿于怀。陈爱媛只记得护士长姓倪，7月15日她拨通电话，向护士长表示感谢。
“奶奶您和爷爷身体没大碍了吧？最近发大水，还好吗？谢谢您和爷爷还记得我。”听到护士长的声音，两位老人满脸微笑。电话那头，护士长有些惊讶，她叮嘱两位老人要补充营养，经常锻炼身体。
“我叫倪娟。”两位老人再三追问，护士长说出了自己的名字。“要存下来，再不能忘了。”在张振文催促下，陈爱媛打完电话后，将手机通讯录里备注的“护士长”改为了“护士长倪娟”。
“希望捐献遗体为国家做点贡献”
7月12日，一辆来自中部战区总医院的车辆，停在了张振文住的小区楼下，医护人员上门接他去医院做检查，这是老人康复后接受的第2次随访。
“2个月就来一次，都不用我父亲去挂号。”儿子张敏拿出了张振文第一次随访后寄来的检查报告单，上面显示的日期是5月6日。5张报告单详细地列有身体各项检查数据，第1张的反面还留有4行建议。“没想到一家四口感染了都能治好，特别是耄耋之年的父母，真是要感谢解放军。”
“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1953年，22岁的张振文参军入伍，随部队赴沿海地区守卫海防，在家中老人几次念唱起《我是一个兵》，住进火神山医院看到军医让他感到亲切。“现在的年轻军人爱护老百姓，不怕危险、不怕吃苦，他们都是好样的。”
“006409”“006410”，张振文小心翼翼地保管着一个挎包，里面除了领章、肩章、照片和三等功证书等当兵时的物品，还有2张印有编号的武汉遗体捐献志愿者联系卡，以及2份武汉遗体捐献志愿者申请登记表。
年轻时“眼睛好，枪打得准”，张振文是连队小有名气的神枪手，因为眼睛保护得好，现在他看报纸也用不着眼镜。张振文说，医疗队拯救了很多患者的生命，帮助他们走出了病房，他希望把遗体特别是眼睛捐献出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还是我们国家的政策好，我和老伴儿去世后，希望捐献遗体为国家做点贡献。”
文/记者徐锦博 通讯员侯西子 田金钗
图/记者苗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