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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敌人”（3月，特朗普自称“战时总统”，要战胜看不见的敌人）袭来，人们各自隔离在家，经济停滞了。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告诉市民，要稳住，将感染病例曲线拉平，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同时也应“支援我们的部队”，也就是奋斗在“前线”的医务工作者们。
军事隐喻常带着目的性。和专业术语遍地的科学和医学领域相比，政客口中所传达的信息清晰得多：危险、倾尽全力、合作。
确实，研究表明，军事化用语有时候能团结人们，齐心协力对付共同敌人。这样的话语自带紧迫感，能让人们立马停下手上的活儿，集中注意力。然而，通过研究语言之于行为的影响，我（本文作者Tabitha Moses是神经科学博士研究生）深知这样的话语方式在长期看来弊大于利，尤其是在健康和医药领域。事实上，研究表明，战争话语可能会引导人们做出违反合理医学建议的决策。
战争话语的立足点
军事化语言最早是随着“向毒品开战”而走红的。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1971年开展了一场“禁毒战争”，取缔非法药物使用。自那以后，战争话语就逐渐渗透进我们的集体词库中。面对气候变化，我们吹响了战争的号角；圣诞节庆祝之时，我们举起反对大旗；甚至在真理面前，也有人顽强抗争。因此，在一种新的致命病毒出现时，战争话语稳固占据阵地毫不出奇。
军事化修辞在医学上也不是新鲜事：长期以来，它们都塑造着患者与疾病的关系。癌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癌症是患者的敌人，侵害着人的身体健康，患者必须与之战斗，他们坚强地接受治疗，破坏受感染的敌方细胞。
战争隐喻的使用如此频繁，表明其背后不无目的。它们简单直白，帮助人们梳理错综复杂而难以预测的事物。
为何战争与医学无法融合
然而，战争话语一旦混入医学，可能也就释放了危险的暗流。
人类的语言会影响认知，而认知最终影响行为。事实表明，战时话语会改变我们的行为，而且并不总是向着好的方向。
在战时状态下，敌我双方身处缠斗之中，谁生存的时间更长，战斗意志最为坚韧，谁就是胜出一方。力量与信心为人称道，而胆怯的行为则令人鄙夷。二战期间“保持镇定，继续前进”的海报完美诠释了这种心态。所谓“对抗恐惧的战争”同样也宣扬着不让恐惧扰乱我们的生活。人们的重心一直都在于“回归正常生活”上，而打棒球这种象征着美国国民日常运动的行为则被寄予厚望，能帮助国家重回正轨。
这些办法也许看似有所裨益，但在新冠疫情期间，医务人员建议保持社交距离，并且佩戴口罩。不幸的是，这些医嘱都是对“正常秩序”的中断。宅在家打断了人们的日常规律，佩戴口罩则意味着脆弱与恐惧——偏离日常生活的轨道最终就是将胜利拱手让给敌人。
在病毒面前，夸夸其谈毫无意义，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图片来源：Artur Nichiporenko via Getty Images
研究表明，军事隐喻在健康领域还可能造成负面影响。人们在这样的话语影响下更容易冒险，勇往直前而不采取防护措施。举个例子，有的人可能会因为不想显得害怕阳光，而减少使用防晒霜；有的人则会固执地寻求绝症的治疗方法，尽管他们心知肚明，这些治疗可能会导致身体进一步衰弱——因为他们不想被视作“放弃”。
军事用语强调力量，真正生病的人也可能因此产生一种羞耻感：他们现在是虚弱的一方。
优势与劣等的二分法意味着，感染者似乎选择了缴械投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些让我们看起来自信、强大的东西，只有在人与人的斗争中才能发挥作用。不必多说，诸如病毒和非法药物之类的事物没有人类的心智，因此在它们面前表现得自信满满是毫无意义的。
战争话语侵蚀道德
军事化语言背后还蒙着一层更为阴险的因素，而这正是公共政策构建的框架。
在战争期间，面对和平时期所无法容忍的行为，人们往往持开放态度。二战期间，移民被描绘成“入侵者”，以便对他们进行无限期拘禁，这便是此种现象的鲜明例证。
在学界和医学界，有证据表明，战争和战争隐喻催化了一些不道德的研究。对抗某些疾病的“战役”的信念引领研究人员违背自己的道德责任感，为更大的福祉“打赢这场仗”。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梅毒实验中，约400位非裔美国梅毒感染者被招募参与实验，却并未得到治疗，有的甚至连自己患病了都浑然不知。研究者这一做法的目的只为了解这种疾病的自然发展过程，并且在战疫的背书下干得名正言顺。
在新冠大流行期间，舆论中出现了医疗保障配给制度的讨论，有人大谈部分人的生命优于其他，这些都是在正常状态下无法接受的。得州州长丹·帕特里克（Dan Patrick）曾经公开倡议，很多像他一样的年长者，应该做出牺牲，拯救美国经济。
当我们将病毒视作必须打败的敌人时，如何应对的态度也改变了，公众可能因此以不合逻辑的套路行事。
美国各州封锁逐渐解除，随之而来的是新冠病毒持续扩散。目前公共话语中的战争隐喻弊大于利，是时候改变我们谈论病毒时的话术了。
（翻译：马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