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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以来，美国先后推出了多个“中国工作组”，如2020年5月成立的众议院“中国工作组”，2020年7月成立的国土安全部“中国工作组”，以及今年2月成立的国防部“中国工作组”。然而，美国成立这些工作组并不是为了促进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也不是为了增进美国府会及民众对中国的了解，而是为了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遏制和打压，这成为美国重启冷战思维的又一例证。
一方面，这些“中国工作组”的出现反映了美国府会及两党对中国发展壮大的不正常恐惧和焦虑。这些工作组虽属不同部门，由不同人员构成，侧重点亦不同，但均打着“应对中国威胁”的幌子出现在世人面前。以众议院“中国工作组”为例，该“中国工作组”由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任主席，成立初衷旨在“应对现存的和新兴的、跨领域的中国威胁”。显然，迈克尔·麦考尔等人错误地认为中国已经对美国构成了“全方位的威胁”，因此才推出了这样的工作组；依照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站所发消息，该部成立“中国工作组”的目的则是“全面地阐明、优先考虑和协调该部应对中国对美国本土构成的不断演变的威胁”；美国国防部所成立的“中国工作组”，则侧重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以及地缘战略方面所面临的“中国威胁”。拜登在宣布该“中国工作组”成立时称，“由奥斯汀部长成立的这个中国工作组将审视我们的战略、作战概念、科技、军力态势等等。”由此可知，对中国发展壮大的不正常恐惧和焦虑，是推动美国成立这些工作组的主要驱动力。
另一方面，这些“中国工作组”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明显有凝聚国内共识、动员全政府乃至全社会之力对中国进行全方位遏制和打压之意。历史上，美国为了维护国内的团结，往往乐于为自己寻找和塑造一个敌人，二战前的德国、冷战期间的苏联、“9·11”后的国际恐怖势力，均是美国不同时期的敌人。以二战后的美苏关系为例，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开始了对苏联敌人形象的宣传和塑造，包括利用各种媒介和渠道将苏联描述为独裁、黑暗、残酷、封闭的形象，给苏联贴上“邪恶帝国”的标签。经过长年累月的刻意塑造，苏联成为美国民众心中“最邪恶也最具威胁的敌人”，这种敌人形象至今仍深刻影响着美国民众对俄罗斯的观感。苏联的解体让美国失去了对手。在此背景下，美国又开始了寻找敌人的过程，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出现某种程度上也为这种思维推波助澜。
上述“中国工作组”成立后，渲染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可谓不遗余力。如美国众议院“中国工作组”2020年9月所发报告，就如何应对“中国威胁”提出了多达400多项政策建议，其中178项为立法措施。同年10月，该工作组又推出了所谓“中国工作组法案”，包含多达137项分法案及建议条款，妄图通过立法手段对中国进行全方位遏制和打压。同时，上述报告和法案的捏造过程，也是众议院“中国工作组”凝聚反华共识、实现社会动员的过程。工作组主席麦考尔同年9月称，该工作组成员过去五个月时间与至少130位各方面政策专家、企业界领袖、其他国会成员以及多位现任和前任两党政府官员进行会晤，就中国所构成的“威胁”开展系列讨论。
然而，所谓“中国威胁”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毕竟新中国在成立70多年里一直高举和平发展旗帜，既无称王称霸扩张之心，又无对外侵略威胁之实。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有着这个东方民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追求美好生活的内在逻辑，也为人类摆脱贫穷落后实现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成为新的动力源和重要合作伙伴。中国的发展壮大是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肆意对中国进行遏制和打压也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中美关系正常化40多年来，中国在中美关系中长期处于不利态势，不时面临美国的挑衅和打压，最突出的便是经贸、人权、台湾等议题，但中国始终没有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今天，置中美间巨大的共同利益和对于世界的共同责任于不顾，企图通过各种“中国工作组”对中国进行强力遏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注定是徒劳的。
对于中美这样的世界大国而言，双方存在竞争甚至是冲突毫不奇怪，也不足为惧，关键是怎么看待和应对。如果抱着冷战思维和零和心态不放，认为中国的强大就意味着美国的衰落，认为中国强大后必然会像西方列强一样国强必霸，显然是对中国的误读，也是对世界发展趋势的误判。相反，如果能够跳出冷战思维的窠臼，控制住树立假想敌的冲动，正确看待并管控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并在符合双方利益的领域进行坦诚合作，不仅能够让中美关系重回正轨，让两国实现共赢，也能造福包括两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
（来源：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