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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亞太日報特約評論員劉暘）田聯舉聯有棗沒棗打三竿，俄羅斯選手一鍋端，孫楊遭挑釁“躺槍”受牽連，殘奧“開除”戰鬥民族代表團。可嘆，可嘆，興奮劑亂入迷人眼，反而讓賽會打了蔫。
孫楊受的委屈不禁讓大家聯想到2012年倫敦奧運會上葉詩文被西方媒體無端懷疑和指責——不就是在400米混的最後50米自比同項目男子冠軍羅切特還快嗎？西方媒體的“有罪推定”如疾風驟雨、理直氣壯，毫不含糊。
8月6日，澳大利亞選手霍頓與中國選手孫楊（右）參加奧運會頒獎儀式。霍頓賽後稱孫楊是“用藥的騙子”，引發中國網民強烈譴責。
和俄羅斯可能無辜被禁賽的田徑和舉重運動員，以及被擋在奧運門外的殘奧選手相比，孫楊和葉詩文的這點小遭遇恐怕可以忽略不計。畢竟，他倆還有機會用事實回擊，而沒有成為某些勢力鬥爭的“炮灰”。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主席里迪（中）在里約出席新聞發布會上。
反興奮劑的打開方式應該是這樣的：通過葯檢事後裁定，或不定期飛行檢查，一旦發現，要麼禁賽處罰，要麼取消相應時段的獎牌。媒體“牙尖嘴快”就罷了，對於單項協會來說，輕易放棄“無罪推定”是罕見的。
在田徑、游泳等高危項目里，“扒興奮劑”是媒體挑逗受眾的慣用套路。反興奮劑有着簡單美好的動機，置於國際體育利益競爭格局框架下，卻在異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反興奮劑運動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科技競爭，是以此為利器的輿論競爭，更是政治力量在體育領域延伸的無形戰場。在高擎的“零容忍”大旗下，用藥衝動一直在與體育道德的錯位躲閃中隱秘流淌着。
7月11日，國際體育仲裁法庭表示，針對莎拉波娃上訴的仲裁將推遲到2016年9月。莎拉波娃因此錯過里約奧運會。
使用興奮劑拿冠軍，卻一直沒被查出來的運動員，極有可能被後人寫進敬仰稱頌的豐碑。從現代奧運會歷史長河來推測，這樣的運動員一定有，尤其在早期混沌的年代，用藥不受任何約束。
作為女子跳高的奧運衛冕冠軍，俄羅斯選手奇切洛娃因在北京奧運會期間留存的興奮劑檢測樣品複檢不過關而被國際田聯禁賽。
1904年美國聖路易斯奧運會，史上最亂套的一屆奧運會，里約的“亂”和彼時相比簡直小巫見大巫。馬拉松比賽中，打興奮劑可以明目張膽、毫不避諱。冠軍辛克斯在還剩15公里時就跑不動了，教練當場給他注射興奮劑，也有說是口服硫酸馬錢子鹼和生雞蛋白，再配點兒白蘭地。老兄硬撐着跑到終點，暈厥過去，躺了好幾天。
興奮劑對人體傷害毋庸置疑，製造過很多慘劇。1960年羅馬奧運會男子公路自行車100公里團體賽中，發生了奧運史上第一例因服用興奮劑致死的案例。花蝴蝶喬伊娜在1988年創下的百米女飛人的記錄至今無人能破，她在睡夢中英年早逝，也被懷疑與服用興奮劑有關。
圖為1964年東京奧運會頒獎儀式。
1964年東京奧運會上，服用興奮劑幾乎成了時尚潮流。廁所、盥洗室到處都是注射用過的針頭、玻璃瓶。1968年的墨西哥城奧運會開啟了葯檢大幕。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反興奮劑手段都落在興奮劑研製技術的後面。比如“血液回輸”技術在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上有人使用，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獲得9枚獎牌的美國自行車隊，24人中有7人用過“血液回輸”，而這一手段直到1988年漢城奧運會才被禁止。
漢城奧運會在反興奮劑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共查出了11人服禁藥，6人被剝奪獎牌，其中3枚是金牌。匈牙利、保加利亞舉重隊因多人查出服用興奮劑而全部退出。男子百米飛人大戰更是史上最不堪、最不潔的一次。決賽選手中，只有兩位沒有在職業生涯中的某個時刻被牽扯到興奮劑醜聞中。
興奮劑不是某個國家特有的標籤，有競技的地方就有江湖。美國也是不折不扣的興奮劑重災區。單單短跑就能列出長長的名單：卡爾•劉易斯、蒂姆•蒙哥馬利、馬里昂•瓊斯、加特林、蓋伊、凱莉•懷特。
1988年漢城奧運會百米大戰淪為“葯人大戰”。
美國其他項目也不“示弱”：七屆環法自行車賽冠軍傳奇車手阿姆斯特朗被終身禁賽。職業棒球史上著名的“米歇爾報告”揭露的MLB興奮劑醜聞中，涉世球員包括7位MVP和31名全明星球員，所有30支球隊全部上榜。
正由於反興奮劑的世界屬性，可以攜手合作，也可以相互指責拆台，國家之間因此有了新的“角力”平台。既然都有不幹凈的歷史，就只好比一比誰把誰黑得更污。奧林匹克從它幼年開始，就與興奮劑相結下“不解之緣”。與商業“聯姻”是後來的事，但奧運會與政治的關係向來曖昧。用藥有不可告人的利益驅使，反興奮劑運動中也不乏偏見與歧視，在逐漸意識形態化的比拼中收穫快感。關於興奮劑的爭議，從來不純潔、不高尚，更不榮光。
作者簡介：劉暘，專業體育媒體人，曾參加北京田徑世錦賽、中羽公開賽、國際舉聯大獎賽等賽事報道。里約奧運會前夕，主持大型視頻專題節目《口述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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