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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如果說土耳其的未遂政變出乎人們的意料，這是有很好的理由的：這一事件不符合數十年來有關政變如何、何時、以及為什麼發生的研究。
週五晚上的暴動似乎與通常的模式極為不同。研究政變的政治學者們說，土耳其本該幾乎沒有政變的風險。
國務卿約翰·凱瑞重申了美國大力支持土耳其政府，同時也表達了許多觀察家所感到的困惑。
“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包括土耳其人民，”凱瑞說，並補充道，“我要說的是，這是一次看來並不沒有很出色的計劃或實施的事件。”
紐約時報分析認為，土耳其的暴動與其他政變的不同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它失敗了。但同時也凸顯了仍有許多沒有答案的基本問題。
分析指出， 推動政變的不單是個體策劃者，也有結構性的因素。 政治學者通過跟蹤比如經濟發展趨勢、政治自由度和公眾健康等因素，已經建立了幾種可預測的政變模式。
在政治預測領域工作的傑伊·烏菲耳德開發了一個數學模型，這個模型將數綜合起來預測國家發生政變的風險水平。烏菲耳德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說，他的研究是與“預先警報項目”一起進行的，其結果表明，土耳其“非常不可能”出現政變的結局。基於2016年的數據，土耳其發生未遂政變的概率只有2.5％。這讓土耳其的風險在160個國家中排名第56，位於老撾和伊朗之間，處於被認為是穩定的範圍內。高風險的國家往往有高嬰兒死亡率和表現不佳的經濟，嬰兒死亡率是測量貧窮的常用參數。土耳其的經濟一直在增長，嬰兒死亡率則一直在迅速下降。
烏菲耳德還發現，一個國家周邊的國家發生武裝衝突時，也許對這個國家有一種需要團結在一起的影響，所以該國不太可能面臨政變。
雖然土耳其有政變的歷史，但自從1997年發生最近一次政變以來，該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烏菲耳德強調說，因此更重要的因素是土耳其幾乎20年來沒有發生政變。
週六，安卡拉。人們站在一輛損壞的坦克上。
分析認為， 另一個關鍵因素是專家們所謂的精英層破裂。 如果掌握大權的精英們之間出現了分歧，包括民選官員、商界領袖、將軍、法官等等 ，他們對資源和控制權的競爭可能最終以政變結束。
分析指，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在土耳其精英層中出現這種分裂的跡象。經濟的增長讓精英們有理由維持現狀。國家機構不夠完善和腐敗發生率較高這兩個因素都可能導致精英層爭奪資源，雖然土耳其的這兩個因素都不夠好，但都還沒有壞到可能引發危機的程度。
土耳其也沒有通常能讓心懷不滿的精英們利用來推動政變的那種社會兩極分化。該國的總統埃爾多安在選舉政治中可以是一個讓事情兩極化的人物，但沒有看到政變之前預計出現的那種更深層次的分歧，以及民間社會團體團結起來對抗政府的情況。
研究揭示，製造一次成功的政變有點像烤蛋糕：都有成分表和步驟，如果你跳過一個步驟或漏掉某些成分，你幾乎肯定將會失敗。
土耳其政變的策劃者們沒有按照標準做法行事。空軍戰爭學院教授納烏尼哈爾·辛格是《奪權》一書的作者，該書討論了政變為什麼成功或失敗，他在書中寫道：成功的政變通常以“協調博弈”的形式進行。
根據這一理論，政變成果是因為當領導者說服了其他軍官和士兵，成功是有保證的。這使得加盟政變的人感覺是在為自身利益而行動。
策劃者通常用採取一系列可預見的步驟來做到這一點。巨大的武力展示表明，軍隊鼎力支持政變。一名或多名高級別政府官員的公開聲明表明，政變有精英的支持。而且，策劃者通常採取對媒體和公共信息流動的嚴密控制措施，不讓任何可能會損壞政變不可避免、其挑戰成功受到挑戰的廣播播出。
倫敦經濟學院的研究員布萊恩·克拉斯說，在土耳其這樣的具有強大軍事和政治機構的國家，成功的政變通常遵循“機構政變”的模式。
在機構政變中，軍隊團結一致地支持政變，並使用其全部力量對政府採取自上而下的控制，正如土耳其高級軍事領導人在1980年做的那樣。在這種情況下，協調博弈相當簡單。軍隊精英的協調甚至在政變開始前就早已發生， 政變發生後，其他精英們別無選擇，只能加入進來。
克拉斯說，當暴動只代表軍官的一個派別時，信心博弈也要求能很快地抓住最高領導人，說服說強迫一名高級軍官公開宣布政變成功，在人們搞清楚發生了什麼之前，製造出了成功的外貌。
這次，土耳其持不同政的軍官們只採取了這些步驟中的一些，而且都沒成功。
叛軍在伊斯坦布爾和安卡拉出動了坦克和空中力量來炫耀武力，但這不足以威脅到軍隊的其他部分，這些部分最終將叛軍制服。最顯著的是，政變沒有一個公共形象來展示精英的支持，也沒有發出明確的計劃。
叛亂者雖然也嘗試了控制與公眾的溝通，但未能成功。埃爾多安總統竟然能用智能手機應用軟件FaceTime與一個電視台通話，那個場景頗為奇怪，雖然有看上去軟弱的風險，但削弱了策劃者的勢頭，讓埃爾多安能夠呼籲市民湧上街頭抵制叛亂。
土耳其的互聯網和手機服務沒有中斷。這讓政府能在社交媒體上進行交流，有助於親政府抗議活動的消息蔓延，破壞了政變不可避免的感覺。
這些抗議活動，加上沒有出現看得見的親政變人群，可能也對挫敗陰謀起了關鍵作用。成功的政變往往會利用甚至協調已經存在的運動，用展示民眾的支持來召集精英。
例如，土耳其1997年的政變領導人曾與民間社會團體及其他人反政府人士一起工作。埃及2013年的軍事政變發生在出現大規模的反政府抗議活動的時候。
周末的政變領導人似乎沒有任何盟友。沒有民間社會團體或政黨發表聲明支持暴動，也沒有精英出來為政變做事。
這些事後的分析讓政變顯得如此地註定失敗，更讓人們想知道一些問題的答案。目前還不清楚是什麼原因促使了政變的發生，是什麼人領導的，為什麼他們認為他們有足夠的成功機會，因此冒下了生命的危險。
如果以史為鑒的話，最直接的解釋就是計劃不佳、能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