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病毒溯源问题交给科学

每当有重大疫情暴发时，科学家和公众首先要问的问题之一就是：“这是从哪里来的？”

从纯科学理性和理论上来讲，发现病毒的起源，明确它是如何进入人类群体的，并追踪它是如何扩散开来的，将有助于医学和公共卫生界更好地了解这种流行病，以及如何防止未来发生类似或更严重的疫情。

追踪一种病毒的起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科学问题，需要大量的实地调查、多学科的实验检验和相当多的运气。科学家每天都在发现新的病毒和病原体，其中很多会感染野生植物或动物，而不引起任何疾病。人畜共患病，在所谓“零号病人”出现的地方测试生病的动物貌似是一个解决方案，但野生宿主通常不会表现出任何症状。病毒和它们的宿主会相互适应，直到它们跳到一个新的宿主物种，通常不会引起明显的疾病症状。

对于导致新冠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科学家迄今发现的最近的亲属是蝙蝠冠状病毒RaTG13。蝙蝠冠状病毒RaTG13与新型冠状病毒的同源性超过96%。这种程度的相似性意味着RaTG13与新型冠状病毒非常接近，这证实了新型冠状病毒可能起源于蝙蝠，但距离其成为能够感染人类的新冠病毒仍然太远，并非其直接祖先。可能是另一个宿主从蝙蝠那里感染了病毒，并传给了人类。要查明新冠病毒的来源，需要收集更多的野生样本。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采样蝙蝠是耗时的，并需要严格预防意外感染。由于在包括泰国和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地的蝙蝠中都发现了与之相关的冠状病毒，这项工作相当于在大海里捞针。

许多在人类历史上流行的病毒都很难溯源。比如，埃博拉病毒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周期性地流行，而科学家们至今仍然不知道埃博拉病毒的起源。艾滋病毒的起源直到在世界各地传播20年后才相对清楚，关于来自猿类的多重种间传播也仍有争论。系统发育学、分子钟、合并分析、系谱方法也不断地为艾滋病毒从地方流行转为流行过程给出新的解释。搜索“零号病人”或“索引病例”，即首例人类感染者也会带来巨大的伦理陷阱，比如被妖魔化的艾滋病“零号病人”盖坦·杜加斯。直到2016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进化生物学研究通过“RNAjackhammering”重新分析早期病例的血样才洗脱了杜加斯的罪名，证明在他之前，艾滋病毒早已存在于美国大地。至于艾滋病毒早期的传播链条，科学家仍无定论。

除了科学上的困难，我们还应高度谨慎，因为病毒溯源工作极易被政治化，成为政治工具。历史总是一遍遍告诉我们，即使细菌理论已经出现，人们清楚地知道传染病的传播会跨越种族和阶级，但我们“永远叫不醒装睡的人”。一些政客还总是习惯于将疾病的源头和某个族群联系在一起，即便历史经验一次次告诉卫生管理者，政治化对于控制疫情于事无补，甚至会造成阻碍。内奥米·罗杰斯在1916年小儿麻痹症流行的历史研究中指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卫生条件的改善，婴儿无法得到来自母体的免疫力，导致了小儿麻痹症在美国的流行。尽管中产阶级更容易感染这种疾病，但当时的卫生官员拒绝沿着这一线索进行研究，而将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家庭当作了疫情的源头和指责的目标。

历史学家霍华德·马克尔在对1892年纽约市斑疹伤寒流行的研究中注意到，为了把东欧移民污名化，一些美国政客罔顾科学逻辑，公共健康也被全然忽视。此外，沙眼与犹太人，霍乱与爱尔兰人，以及最近的艾滋病与海地人都曾经被建立起类似的联系。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也是如此，1899年夏威夷和1900年旧金山暴发的鼠疫进一步加剧了对华人移民的限制。市政府官员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唐人街的社区卫生环境，而是选择对华人采取强制性的隔离措施。

当然，政治常常裹挟科学为其服务，但意识形态和政治私利永远不能成为掩盖真相的理由。当前，已有很多学者对新冠病毒有关的科学议题（包括戴口罩、社交距离、疫苗）在美国被高度政治化深表忧虑。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拜登在演讲中严厉抨击特朗普政府的疫情政治化操弄，当时他曾说：“它影响着我们所有人，可以夺走任何人的生命。这是一个病毒，不是政治武器！”然而拜登政府上台后，依然肆意利用病毒政治化手段，对别国进行污名化，转移国内国际对其疫情防控不力的关注。

在此，我们忠告美国政府，新冠病毒还在不断变异，人类对危害更加巨大的新冠病毒“德尔塔”变种的了解尚处于初级阶段，只有把病毒溯源问题交给科学，才有助全世界共同抗击新冠病毒这个人类公敌。

（作者：苏静静单位：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