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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报道，据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官方微博消息，截至10月5日15时，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票房突破12亿元。更值得一提的是，此片不仅是2020国庆档首部票房破10亿元的电影，在观影平台的评分也一路升高，单日票房位居榜首，列国庆档电影之最。
《我和我的家乡》延续了去年国庆档票房冠军《我和我的祖国》的“拼盘”模式，由五个短片组成，分别是宁浩执导的《北京好人》，陈思诚执导的《天上掉下个UFO》，徐峥执导的《最后一课》，邓超、俞白眉执导的《回乡之路》，闫飞、彭大魔执导的《神笔马亮》。
从这几天的数据来看，《我和我的家乡》也延续了《我和我的祖国》式的成功，收获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一方面是因为五个短片的整体质量都很高，把主旋律与娱乐性结合得天衣无缝；另一方面是它击中了每一个观众对家乡割舍不断的情结，并启迪观众去思考：对于家乡，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电影人物海报。图片来自新京报。
只要有家乡，我们就能找到最初的印记
中国人对家乡有天然的亲切感，家乡是很多人内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之一。不仅因为家乡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之地，更是承载了血脉亲情、人伦道德、心灵港湾等重要意义的“复合体”。
因此，千百年来，家与家乡一直是文艺创作的重要母题。我们总是把家乡形容成温暖的港湾，永远不变的此岸，无论我们漂泊多远，只要有家乡，我们就能找到最初的印记。
但很多在外打拼的年轻人，对于家乡有着很复杂的情感。他们热爱家乡、他们留恋家乡，但他们又纷纷远离家乡，到大城市扎根，可能多年也未曾回家。家乡成了一枚小小的邮票，成了永久的乡愁。
不必讳言，这一矛盾背后有着现实根源，即城乡之间的不均衡发展。在过去的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下，大量的优势资源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倾斜，广袤的乡村得到的太少，甚至还要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输送资源与劳动力，一些农村地区甚至一度处于慢慢凋零的状态。“人往高处走”，年轻人为了实现更大理想，只能背井离乡。
好在这几年来，全国上下打响了轰轰烈烈的脱贫攻坚战。重视并加大对贫困地区与困难民众的帮扶力度，把每个人的家乡都建设好，为的是落实共享发展理念，为的是让整个社会更加公平正义。
对于家乡，没人是旁观者
现在摆在年轻人面前的课题是：在脱贫攻坚、带着家乡全面奔小康这一历史使命前，作为家乡的一分子，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我和我的家乡》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天上掉下了UFO》，贵州黔南阿福村，距离中国天眼FAST只有15公里。中秋之夜，神秘UFO惊现，刹那间轰动了全村。村里利用“UFO事件”打造“外星人文化”，把村里的旅游资源彻底盘活了。
电视台的记者一番采访后才发现，一切只不过是一场乌龙。村长和书记为了让乡亲们过得更好，千方百计掩盖这个乌龙。方法虽然用错了，但对家乡情是真的，意是切的。黄渤饰演的农民发明家的原型，就是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杨村的农民“手工耿”。
《回乡之路》中，“沙地苹果”经销商乔树林一出场时油嘴滑舌、大话连篇，并不讨观众喜欢。然而，却是这个看着不靠谱的大忽悠，在家乡最需要的时候站出来，硬生生地在荒漠沙地上种出苹果，帮助当地村民脱贫致富。
《回乡之路》同样有原型。毛乌素沙漠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一到大风天就漫天飞沙，很不宜居。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人兴建防风林带，改造沙漠，现如今大部分毛乌素沙漠得到治理，许多沙地如今成了林地、草地和良田。很多人的家乡，从“沙漠之都”变成了“大漠绿洲”。
《神笔马亮》中，出生在东北山村的画家马亮本有出国深造的机会。但因为“很多村子都老了，年轻人都走光了”，他希望自己能为家乡做点事情。他告诉妻子自己去俄罗斯留学，实际上是下乡扶贫了，村民的日子一天天富起来，原本破落的小山村已换新颜，成了有名的旅游度假村……
不难发现，电影中每一个主人公和家乡的关系，不仅仅是旁观者和局外人的身份。
他们对家乡的热爱，不是停留于口头上的怀念抑或记忆中的乡愁，也不是站在制高点上“哀其不幸、怒其不兴”。
他们对家乡的热爱，体现在他们对家乡建设的参与——家乡如果还有哪些地方不足，那么就力所能及或者竭尽所能地帮助她，改善她，让她变得更好。
在舆论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论调，认为家乡因为贫穷落后而变得野蛮，已经“回不去了”。但其实，我们都该有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所倡导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把“环境中的个人困扰”转化为“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论题”。
大城市的年轻人看起来更文明、更开化，是因为我们比家乡、比乡人更为幸运，我们享受到更多资源，跟着“时代的列车”走出了大山、走出了贫瘠。当我们“衣锦还乡”时应多一些理解和同情，多一些平视的交流和关怀，多一些付出和贡献。
我们都不应是家乡建设的旁观者——这是“我和我的家乡”该有的深层次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