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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因个别律师事务所以0元报价投标法律服务，杭州市律师协会道德纪律委员会发布了一则行业警示，抵制低于成本争揽业务，表示“绝不允许旅游业曾经发生的‘零团费乱象’变相在我市律师业出现”。
类似警示并非第一次，今年6月底，重庆律协也曾发出《抵制最低价中标竞争行为倡议书》。
律师“0元接案”，源于行业旱涝不均
类似问题，多年来在律师界已饱受诟病，却始终无法找到解决的途径，根本原因在于观念争议与现实困境并存。
近年来，我国的律师业快速发展，从2009年到2018年，十年间，律师人数增长了2.5倍，但律师业务总收入仅增长了2.1倍。律师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更严重的是，总平均收入降低的同时，律师界的“贫富”差距也在逐步扩大，越来越少的头部律师赚取了更大份额的律师费。有数据显示，仅北上广三地，就以不到全国三成的律师人数，赚走了全国七八成的律师费。
2019年底，我国律师总数为47万人。司法部当年提出，到2022年，我国律师从业人数要达到62万人，也就是增加30%。律师业的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低价竞争也可能因此更常见。
低于成本的收费，的确可能导致律师实际提供的法律服务无法达到其当初的承诺，进而产生争议甚至投诉，不仅损害委托方的合法权益，并且也不利于行业发展。
但一个事实是，不论是招投标类的法律法规，还是律师管理规定和职业规范，并未禁止低价竞争和0元竞争，招投标相关法律规定反而还鼓励了低价竞争，因为“价低者得”几乎成为了中标的首要条件。
因此，在律师业竞争愈发激烈的情况下，如果仅靠行业自律，而没有观念转变和相关的制度变革，要杜绝低价竞争现象其实很难。
律师服务如何计价，很难完全量化
首先，在观念上，律师服务的本质需要重新评估。
律师可以说是极为特殊的一类职业，专业门槛同样很高的医生和会计师常被用来做比较，但在计算服务效果和成本时，律师却存在特殊性。医生可以通过住院、药品、手术等“看得见摸得着”的服务，收取医疗费；会计师交付的审计报告、财务报表等成果，也很“具体、实在”。但律师服务却更抽象或复杂——收了一笔律师费，投入大量工作时间，最终却可能败诉；或是参与谈判，谈了很久，写了很多文件，最终项目还是没有谈成。
工作过程和成果的“脱节”，导致了律师服务如何计价的问题产生了混乱。
重庆和杭州律协的公告中，都重点强调律师低价竞争不能低于成本。律师的成本是什么？从本质上，律师服务卖的是时间，而不是办案结果。律师行业规范明确规定，律师不能承诺办案结果。这个禁止性规定，实际上体现了律师服务的本质。
从成本角度，律师的直接成本除了办公成本外，就是时间成本了。每个律师的总工作时间差距不会太大，但问题在于，不同律师的单位时间价值不同。律师单位时间的价值，实际上也取决于供求关系。不论年资、专业水准、性别，一个受欢迎的律师，单位时间的收费标准必然远远高于较冷门的律师。
在律师业激烈竞争和严重分层的现状下，一些律师自认为单位时间价值很低，因此愿意以低价供应服务时间，换取业务机会。仅从律师服务本质上来看，这种做法并非不合理。
限制低价，更需要严格的专业评估
限制律师低价提供服务还存在两个难以回避的问题。首先可能导致低收入人群更难获得法律服务；其次，可能成为律师业中“既得利益者”排除竞争的手段，导致初级律师更难以生存和独立成长，只能寄于头部律师篱下。
两地律协的公告中，还共同提出了一个忧虑，担心低价收费的律师，无法保证法律服务的质量，损害当事人利益。毫无疑问，低价优质和高价劣质的现象同时存在，不能简单将低价和劣质联系在一起，但“0元报价”对应的低质服务情形确实有不少。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维持律师服务的专业水准。不论高价还是低价，律师都应该维持高水准的专业服务水平。一个身价很高的专业律师，如果出于各种理由，愿意免费提供法律服务，这是个人选择，无可厚非，不能一禁了之。而一个身价不高的律师，通过专业服务，为当事人解决了重大问题，当事人愿意付以高价，同样是合理的。
因此，对律师的约束，比起在价格上的限制，更根本的是立足于律师服务的专业水准。
再回到法律服务与医疗服务的类比。医疗服务的价格争议较小，不存在低价竞争问题，评估也更为科学。医生的治疗如果出了问题，有医院、卫健委和医疗鉴定机构多重评估判断，如果查实属于医生过失、过错责任，则难逃赔偿和处罚。
但律师代理案件败诉了，则罕见评估律师办案的质量，遑论追责律师执业责任。如果律师协会能真正从律师专业性上加强行业自律，更加积极地处理不专业、不负责导致的法律服务问题，提高律师专业水平，促使律师们重视专业能力的积累，增加每项业务投入时间，则不仅可以提高律师界整体的社会形象，同时也可以倒逼律师们降低低价竞争的意愿。
□叶竹盛（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执业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