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袁野】
2019年11月23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区议会选举前一天,澳大利亚上演了一出教科书般的“干预选举”丑剧:
这天一早,该国《时代报》(The Age)、《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和澳洲九号电视台(The Nine Network)新闻节目“60分钟”一齐抛出“中国间谍渗透香港 投诚澳洲求庇护”的“大新闻”,香港、台湾地区一众“毒媒”随即跟进,让本就复杂诡谲的香港局势更加混乱。
虽然中国迅速有力地进行了反制,第一时间证明这完全是个子虚乌有的假新闻,但恶劣的影响已经造成,对次日选举的冲击难以估量。
经公安机关核查,
当事人王立强实为在逃诈骗犯
这场“表演”,是澳大利亚媒体近年来一贯作为的最典型案例。近年来,尤其是2017年下半年以来,澳大利亚频频向中国发难,政界、媒体竞相抹黑中国,煽动反华、恐华情绪,几近无所不用其极。虽然美西方主流媒体在对华报道上基本都采取负面、双标做法,但鲜少有哪国媒体像澳大利亚这几家这样,跳得这么高、叫得这么响。
澳洲媒体的“十宗罪”
过去一年,美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口诛笔伐”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在它们的报道中,你很难看到一句说中国好的话,香港修例风波、新疆“人权问题”、华为5G、网络攻击、知识产权等话题被反复翻炒,真可谓生命不息、抹黑不止。除了这几项“规定动作”,澳媒还“自发”地翻炒了一大堆的“自选动作”,比如指责中国干预澳大利亚政治。
从2016年开始,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为代表的一群澳媒,就开始渲染“和中国有联系”的企业及个人向该国政界输送政治献金,“轻而易举地成为了外国捐款的最大来源”。
2017年6月,澳大利亚安全情报机构亲自为这些报道背书,宣称政治捐款的金额超过550万澳元,“两位著名华商有可能是中国政府代理人”。
当年11月,澳大利亚工党参议员山姆·达斯提亚里(Sam Dastyari)因涉嫌收受“中国献金”被迫辞职,工党党首比尔·肖顿(Bill Shorten)也被卷入非议。澳大利亚金融评论(AFR)则“披露”与中国谈成了一项贸易协定的前澳洲贸易部长安德鲁·罗布(Andrew Robb)收到了“一名中国富豪年薪逾65万美元的兼职顾问合同”。
澳媒还指责中国在澳洲政坛直接安插代理人。
2017年12月,《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在头版刊文称,澳大利亚情报机构已经确定了“十名与中国情报部门有关联的地方和州政治候选人”,这是“中国干涉澳大利亚民主体系计划的一部分”。
2019年9月,澳大利亚自由党女议员、澳洲首名华裔议员廖婵娥(Gladys Liu)因为涉嫌“通共”,沦为澳媒的众矢之的。
同年11月底,“王立强案”的画皮被戳穿后,《时代报》、《悉尼先驱晨报》和“60分钟”不仅不就此收敛,反而更加疯狂地大炒起“中国情报机构试图在澳洲议会安插一名特工”,而且这回学聪明了,直接搞了个死无对证。
澳大利亚议会(资料图)
凭空造谣、无中生有仍嫌不够,澳媒还演示了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2017年3月,中国驻澳总领事邀请澳洲当地华裔居民和公民来到中国使馆,希望他们在即将到来的中国领导人访问期间帮助塑造公众舆论。这个再正常不过的公关活动,却被外媒解读成了“中国政府直接——而且往往是秘密地——参与澳大利亚政治活动的一个例子”。
澳媒“脑回路清奇”可远不止这一例。
2019年5月澳大利亚大选前,ABC大肆炒作微信上“隶属于中共的账户”嘲笑联盟党政府、诋毁澳大利亚,为“中国干涉之铁证”。这些账户是何方神圣?打开报道一看,“铁血军事”明晃晃映入眼帘,下面则是《环球时报》,以及一幅“难民全部绿卡!共享澳洲盛世!”的网友P图。这是认定了读者都不懂中文吗?
澳媒强加的其他罪名还包括染指澳洲新闻报道(“罪名”是一家公司在澳洲的报纸上发宣传中国的广告)、压制出版(一份书稿因为水平问题没有出版商肯收,也成了中国的锅)、搅动澳大利亚学术自由(因为中国留学生自发同乱发涉华错误言论的教师辩论)、以及压制香港、台湾的声音(中国留学生举行了爱国爱港、反对台独的游行)。总而言之,支持中国就是“有罪”。
就连中国对澳大利亚经济的贡献都成了“罪”。在澳媒口中,澳大利亚经济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带来了威胁,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成了中国对澳政治施压的“阴谋”。
自2009年以来,中国就一直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双边贸易伙伴,2019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份额从2018年的34%达到了创纪录的38%,即1170亿澳元,高于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此外,中国留学生已被公认为澳大利亚教育产业的最大贡献者,每年为澳大利亚经济带来320亿澳元的收入。普华永道首席经济学家杰里米·索普(Jeremy Thorpe)表示,如果中国经济急转直下,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减少3至5个百分点。
按理说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但澳大利亚偏偏就要在财神爷头上动土。近年来,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几乎没有不引起争议的,租借达尔文港、收购澳洲电网(Ausgrid)、投标天然气管道、参与兴建5G,连收购一块私人养牛场都能惊动堪培拉。
澳大利亚没有签署任何“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因为杞人忧天般的“中国施压”而拒绝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澳大利亚偏执、敏感到了如此程度,真是令人震惊。对此,澳媒的选择性报道居功至伟——它们众口一词地竭力渲染虚无缥缈的“中国威胁”,却只字不提中国投资带来了多少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
这其中的原因,除了“有色眼镜”和意识形态之外,实在找不出别的解释。
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
澳洲媒体对华报道的倾向如此之歪,澳洲政府难辞其咎。
2019年10月,莫里森政府最资深的人物之一、澳大利亚内政部长彼得·达顿(Peter Dutton)大放厥词,公开声称中国与澳大利亚的价值观“格格不入”。ABC表示,这是“迄今为止澳洲联邦政府部长对中国构成的威胁发出的最强硬的言辞”。就连这位总理本人,也第一时间对子虚乌有的“王立强案”表示“令人深感不安和困扰”。
类似言论,近几年来澳大利亚一抓一大把:
著名对华鹰派、自由党议员兼国会情报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安德鲁·哈斯蒂(Andrew Hastie),敦促澳大利亚政府和公众认识到“中国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民主和安全威胁”,并将西方对中国的容忍与对纳粹德国的绥靖相提并论。
2018年6月,澳大利亚通过《反外国干预法》,毫不掩饰地指向中国(马尔科姆·特恩布尔臭名昭著的“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言论,正是为该法而发)。
一些澳洲政客几乎毫不掩饰对中国的敌意,似乎对中澳关系日趋恶化毫不担忧。政界风向如此,媒体只会更极端。
这些极端言论的毒素已经蔓延到了公众舆论中,整个澳洲社会对“北京的政治野心”和“中国间谍”杯弓蛇影,草木皆兵。
2019年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民调显示,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态度全面趋于强硬,44%的受访者认为,在决定允许哪些外国公司为重要服务提供新技术时,“保护澳大利亚人免受外国政府的入侵”应该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只有3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非常”或“在一定程度上”相信中国会“负责任地行事”,这一比例较2018年下降了20个百分点,跌至罗伊研究所民调史上的最低水平。
安德鲁·哈斯蒂宣称,自己的办公室已经被来自澳洲全国各地的电子邮件、电话、甚至是手写信件淹没了,这些人都在表达他们对“中国在澳大利亚行径”的愤慨和焦虑。“傅满洲”好似又出山了。
但澳大利亚从这种极端偏颇、负面的媒体立场中获益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公众舆论的恶化显然影响澳大利亚对中国投资和学生的吸引力。
事实上,悉尼大学副教授萨尔瓦托·巴邦斯(Salvatore Babones)承认,中国学生的入学人数已经开始下降,截至2019年5月底,当年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的入学人数仅增长了2.4%。同样,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杰米·史密斯(Jamie Smyth)也指出,“目前已经出现了放缓的迹象,第一季度发放的中国学生签证数量下降,悉尼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实施了预算削减,至少部分原因是国际学生数量下降。”
政治领域的负面影响更加直接。在此前的种种“作死”操作拖累之下,即使当前的堪培拉政府试图改善双边关系,也会发现困难重重。前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效锐(Geoff Raby)甚至认为,中澳关系正处于两国自建交以来的最低点,因为自2016年以来,还没有澳大利亚总理访问过中国(事实上,特恩布尔那次也是为了参加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而非专程访华)。
要改变这一局面,澳大利亚媒体必须率先做出改变,因为正是他们挑起的单方面指责,导致了中澳关系急转直下、跌入低谷。
但是,澳媒会改变吗?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
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王立强案”。无论是劲爆程度、时机选择还是联动水平,这枚“舆论炸弹”都堪称顶尖,绝对是经过了精心筹划,专门冲着香港区议会选举而来,下手稳、准、狠,影响格外恶劣。
这已经不能用一般的“宣传效果”来衡量了,它将脱离新闻史,被列入国际关系史范畴,堪与那封引发普法战争的“俾斯麦电文”相媲美(BBC炒作郑文杰也是如此)。很难想象,没有幕后黑手的指挥、单凭这几家媒体自己,能够制造出如此爆炸性的效果。
这起事件足以证明,部分澳大利亚媒体已不再是普通的“反华媒体”那么简单了,而是已成为“五眼联盟”宣传机器中的一支“特种部队”,与美西方反华政治、情报势力高度协同、密切合作,专门在敏感时点抛出精心炮制的“炸弹”,作用非一般谣言可比,目的就是打击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家利益。
对于这些媒体,也已不应再用传统的、看待普通外媒的眼光和方式来对待,而应正视其真实面目,坚定进行有力揭批和反制,才能守住中澳关系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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