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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截至4月22日非洲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4万多例，远远少于很多单个欧美国家的确诊病例数，但公共卫生体系脆弱、贫富分化严重、工业化程度不足，使非洲的疫情发展趋势不容乐观。正如一位美国传染病专家所言，全球抗疫的成效其实取决于木桶上最短的“木板”。
非洲疫情是如何传播的？当他国无力援助时非洲各国该如何自救？国际社会又该如何防止疫情的“毒水”从最短的“木板”上溢出？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国际部今起推出“非洲疫思录”系列稿件，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在国际发展学界，“自力更生”四字是不少学者和专家为非洲设定的长期目标。从粮食安全到产业结构，增强非洲自主能力的主题贯穿于每次危机来临时的学术和政策讨论。
新冠肺炎危机也不例外。当西方舆论忙于讨论如何将医疗产业链重新转回国内时，自知难以完全倚重自顾不暇的欧美，非洲各国也在思考和探索一定程度上“自救”的可能性。
清华大学公共卫生研究中心助理教授、世界卫生组织COVID-19全球研究路线图社会科学工作组成员唐昆博士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指出，“非洲目前的卫生体系很大程度是依赖于西方的援助，他们自己的基本公共卫生系统和初级卫生体系非常薄弱。”
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图表显示，在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出现后的前35天，非洲的确诊数字增长曲线甚至比欧洲更加陡峭。这侧面印证了非洲在接下来的数周内出现大暴发的可能性不容低估。
非洲疾控中心 图
在2月到3月上旬，不少非洲媒体和分析人士曾就非洲是否会遭遇欧美那样程度的暴发进行辩论，其中不乏有人认为非洲年轻的人口结构和炎热的天气会避免最坏的可能性。但是，随着疫情曲线逐渐展开，多国政府率先开始行动。
面对即将来临袭来的疫情风暴，大部分非洲国家的态度不可谓不重视。一些国家的政府早早采取了“封城”和限制交通等措施，试图尽最大可能延缓疫情暴发。背后的逻辑是，尽管这些社会管制措施本身并不能增强公共卫生体系的硬实力，但决策者寄希望于争取来的时间能让各国制定灵活和合乎实际的防疫策略。
社会措施：第一道防线
2月15日，非洲的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被上报，患者是入境埃及的一名外国人，这是一名无症状感染者。
从那时开始，已深受疟疾和埃博拉之苦的非洲各国进一步加强了出入境管控，部分国家更是祭出了宵禁等在欧美社会看来很难实施的措施。为了营造举国上下全力以赴抗疫的氛围，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甚至宣布，从他以下到各部部长，所有人降薪三个月，幅度达三分之一，这些钱将捐给“团结基金”，用于救助被疫情损害生计的人们。
与欧美大部分国家有所不同，肯尼亚、南非等国直接出动军警执行封锁。为强制执行宵禁，肯尼亚政府3月27日派出警察，驱赶港口城市蒙巴萨的轮渡乘客。一些警员甚至使用了警棍和催泪瓦斯。现场视频显示，不少乘客被迫面朝下趴倒在地。
南非的封城也相当严苛：禁止在室外慢跑；禁止出售烟酒；禁止遛狗；除了必要的旅行、监禁、因违法而被课以重罚外，不准出门。家住开普敦的南非人基伦告诉澎湃新闻，政府对贫民窟的限制措施尤为严厉，虽然交通限制措施早早就落实了，但如何维持脆弱社区内的日常生活，仍然是政府面临的难题。
严厉的封锁措施引发了不小争议。支持者认为，既然非洲在呼吸机、重症监护（ICU）病床等抗疫硬件上难以满足需要，更无法与欧美相提并论，那就应当在交通限制、封城等社会管制措施上加码。但上周，百名非洲知识分子发表了一封致非洲领导人的公开信，批评了目前非洲各国采取的严厉应对措施，呼吁使用更加具有同情心的治理方式。
公开信的联署者认为，大量非正规就业部门的存在是非洲各国的重要国情。如果一味采取严厉的社交距离和封锁措施，甚至超过工业化的北方国家（意指发达国家）的程度，可能会忽视那些必须坚持工作才能养家糊口的人。与中产阶级不同，他们的生计会遭到破坏性的打击。
刘宜孟翰长居肯尼亚，是一家公益组织的联合创始人。他和同事会帮助当地贫民窟的民众做一些最基础的防范知识普及。不过，疫情逐渐加重后，他们已经不再进入贫民窟了，本地员工也减少了进去的频率。
肯尼亚贫民窟的学生 刘宜孟翰供图
“（贫民窟）里面情况相对好一点的人，一个月在社区之外打工可能会赚到100美元。如果不出去，就在贫民窟里打工的话，一个月能拿到40到80美元左右。工作内容都是搬运或洗衣，很容易因为疫情失业。”刘宜孟翰说。
面对如此复杂的当地情况，在上述知识分子看来，从现有的资源出发，非洲必须找到一些不同于欧美、植根于自身历史和社会背景的抗疫思路。
工业自救，聊胜于无
有一些具备工业能力的非洲国家已经开始未雨绸缪，在疫情暴发前尝试填补物资缺口。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等国近日均宣布开始自产医用外科口罩和呼吸机等物资。
与大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一样，肯尼亚原本几乎没有外科口罩的生产能力。但疫情暴发风险提升后，一些工厂已经开动，有的纺织工厂转产外科口罩后能达到每日30000个的产能。
据《华盛顿邮报》4月8日报道，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以东140多公里的小镇Kitui，一家纺织工厂已经转产多日，所有产能均用来生产外科口罩。
“没时间边等边看了。”镇长Ngilu说，“我们手头明明有资源，却完全依赖进口而不自产，我希望尽快再筹建两个口罩工厂。” 她早在3月份就意识到不应一味等待进口或外国捐赠，因为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惊人。Ngilu在15年前曾担任肯尼亚卫生部长，她的女儿和女婿则是全国首批新冠病毒确诊患者之一，这让她保持高度警觉。
肯尼亚目前共有200多个确诊病例，Kitui目前仅有1人确诊。当地每日生产的30000个口罩主要供应全国各个公共和私立医院，但需求缺口依然很大，大量工人加班加点进行生产。纺织工厂的400多名员工分三班轮作，每班8小时，保证生产全天进行。尽管每人每月只能拿200美元，但在肯尼亚相对贫困的Kitui地区，这已经是个不错的报酬。
肯尼亚的贫民窟 刘宜孟翰供图
虽然转产速度很快，但也有关于生产流程是否合规的质疑存在。肯尼亚与很多非洲国家类似，大量的就业人口没有劳动合同或其他形式的合法工作契约，这在疫情防控期间带来了诸多问题。由于工作的“非正规”性质（informal jobs），又是仓促转产，工人们难以受到充分保护，也没有足够的培训。此外，政府为应对疫情宣布的宵禁和交通管制措施等会大大影响正常工作。
相比口罩，生产呼吸机的技术和工艺要求更高，缺口同样很大。4月6日，世卫组织非洲区域主任莫埃蒂警告称，非洲多国的呼吸机数量存在巨大缺口，各国政府采取的“封城”措施也给呼吸机的运输调配带来了困难。
英国《金融时报》6日对此进行了报道，其中特别提及三国：中非共和国有500万人口，只有三台呼吸机可供使用；1900万人口的布基纳法索有11台；情况“稍好”的塞拉利昂人口为750万，全国只有18台呼吸机。它们是非洲目前普遍缺乏医疗设备的一个缩影。
“首都阿布贾最大的医院里只有两台呼吸机，而总统顾问是一位很有权势的官员，他检测阳性后人们就把其中一台呼吸机送到了他所在的私人医院。这不仅仅是卫生危机了，更是一场治理危机。”尼日利亚国际安全分析师、“中非项目”（The China Africa Project）专栏作家埃格古告诉澎湃新闻。
拥有两亿人口的尼日利亚对呼吸机有急迫的需求。该国公共卫生专家奥萨卢·奥莫西古博士是首都阿布贾一家综合医院的眼科医生，她对澎湃新闻表示，根据现有数据，尼日利亚目前数量极为有限的呼吸机集中在16个州，而全国有36个州。
”即便我们能拉平（疫情）曲线，也需要至少30000台呼吸机。”她说，“医护人员的培训也是大问题。因为没有接受过重症患者的护理培训，像我们这种科室的医务工作者无法立即参与到抗疫一线，因此甚至在这个关头‘放了假’。”
尼日利亚、南非等国已开始筹划自主生产呼吸机。尼日利亚的唯一一家本土汽车制造商Innoson已经向政府申请了40亿尼日利亚奈拉（约合7300万人民币）的贷款，用于自主生产呼吸机。
南非则开始实施“国产呼吸机项目”（The National Ventilator Project），计划在4月底前造出第一台符合标准的呼吸机，到5月底生产1500台，到6月底产量达到10000台。人们甚至还希望这些自产的呼吸机能照顾到非洲的特殊情况，用本土能供应的原材料来制作，而非依赖进口。此外，最好使用时不需要接电，因为不是处处都有充足的电力供应。
不过，能够实现呼吸机自产的国家在非洲尚属凤毛麟角，医疗产业链又是一个对于技术、资金和政府政策需求较高的领域，即便是欧美等老牌工业国家也大呼缺乏独立生产能力。非洲多国的自产尝试恐怕难以填补巨量的物资缺口，而资源的调配环节同样将对各国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挑战。
在东亚多国，移动通信和网络被证明可用来掌握疫情相关信息，部分非洲国家也注意到了数字技术的应用。
据“德国之声”4月19日报道，在尼日利亚，有人开发了可让使用者通过查看症状和旅行历史来自我评估感染风险的APP，一旦发现风险较高，使用者可收到去何处就医的建议。
南非政府则使用一个理论上可让全国大部分人口同时在线的WhatsApp群组来发布和共享疫情信息，普通人能在其中寻求有关症状、疫情传言等问题的答案。另外还有开普敦大学研究者开发的APP来打击假新闻，尽量确保信息真实。
一些国家还在疫情期间首次尝试大规模移动转账和支付，食物外卖行业也出现了发展机遇。肯尼亚一家移动通讯公司开发的移动转账平台免去了10美元以下交易的手续费，已经积累了超过2000万个用户，疫情无疑为其带来了契机。津巴布韦和乌干达则涌现出多家外卖行业的初创公司，为封锁在家中的民众送去新鲜食物。
旧药新用，能否解局？
塞内加尔巴斯德研究所的病毒学家萨尔博士告诉澎湃新闻，非洲必须汲取欧洲的教训，从医疗资源、社会管制措施、经济救助政策等全面入手，不然将陷入灾难境地。
在非洲，塞内加尔是较早开始采取疫情防控措施的国家之一。一方面，政府早早宣布实施交通限制措施，管理人员流动，另一方面，首都达喀尔最大的Fann医院从2月就开始着手准备医疗物资以应对疫情。
该医院传染病部门负责人萨义德博士早在3月份就引入了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作为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当时还没有正式的临床试验。法国媒体称，萨义德博士目前已成为塞内加尔最权威的疫情相关专业人士，他的羟氯喹疗法被全国寄予厚望。
羟氯喹曾被应用于控制疟疾的临床症状，目前，中国国内正在进行羟氯喹治疗轻中度新冠病毒肺炎的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已入组184例。
“我们正在与达喀尔Fann医院的萨义迪博士合作，尝试使用羟氯喹治疗新冠肺炎的轻中症患者。”巴斯德研究所的萨尔博士说，“自3月以来，萨义迪博士那边已经收治了数十名患者，从塞内加尔发现第一例确诊患者开始，他们就使用了羟氯喹，而我们正在研究此法的疗效。”
羟氯喹作为新冠肺炎的治疗药物由法国埃克斯·马赛大学的迪迪埃·拉乌尔教授团队提出。3月16日，该团队向国际抗微生物化学治疗学会的官方期刊投稿了一篇论文，24小时后即被接收，3月20日在线发表。
该论文声称，经单一羟氯喹治疗 （硫酸羟氯喹，200mg/次，一日3次） 6天后，70%的新冠肺炎患者体内的病毒载量明显下降；6例羟氯喹/阿奇霉素联合治疗的患者核酸检测全部转阴。不过，这篇文章并没有接受同行评议，发出后在国际上引发了激烈争论，法国舆论甚至为之撕裂，多家主流媒体就羟氯喹的疗效展开激辩。
在有效药品紧缺的情况下，Fann医院不得不用它来治疗患者。该院的传染病部门负责人萨义迪博士此前对法国媒体透露，塞内加尔已经有大约一半的感染者正在服用羟氯喹。
即便有一些卫生监督机构发出警告，非洲人还是积极购买羟氯喹用于自我治疗。但不遵医嘱、非法购买并用药的现象也多有出现。此外，羟氯喹是针对轻症和中症患者使用，一旦病人到了使用呼吸机的阶段，它就不能再作为治疗药物。
目前，塞内加尔的重症率似乎得到了控制。截至4月17日，塞内加尔共有291例确诊病例，已有178人治愈出院，111人依然在医院治疗。接受法国《Marianne》杂志采访时，萨义迪博士表达了对羟氯喹的谨慎乐观。
“（拉乌尔博士的）这项研究固然有些仓促和缺陷，但我们经过几周的使用，目前认为风险小于收益。”萨义迪博士说，“眼下已有的结果还比较乐观，尚未发现明显的副作用。如果将来出现相反的证据，我们会立即停止。只要坚持这种理性的态度，病人们是愿意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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