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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欣怡
据法新社报道，自从去年12月上任以来，阿根廷新总统米莱便接手了高水平的通货膨胀和政府债务这一棘手问题。尽管该国年通货膨胀率飙升至270%以上，工薪阶层也因此失去了五分之一的购买力，但米莱仍然决定削减对交通、燃料和能源的补贴。
在阿根廷，受到经济动荡冲击的不仅仅是穷人，他们固然一如既往地承受着最沉重的打击，但就连一些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的人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时尚素食餐厅的30岁厨师阿古斯蒂娜·博维就表示，她曾长时间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但现在却深感自己已沦为下层阶级，甚至可以说是穷人。她晚上还要做第二份工作，即担任厨房助理，但这两份工作的收入仍不足以支撑她撑到月底。
她向法新社坦言：“虽然这是我做过的最好的工作，但从经济角度来看，却是我经历过的最糟糕的时期。”更糟糕的是，随着人们减少外出就餐的开支，餐厅的顾客数量大幅下降，她的工资也随之减少。为了应对生活压力，她不得不更换牙膏、除臭剂的品牌，只去超市寻找最便宜的商品。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她甚至放弃了去健身房、外出休闲等活动。
根据罗马天主教大学社会债务观察站的数据，现在几乎有十分之六的阿根廷人处于贫困状态，这一数字相比米莱上任时的49%上升了很多。
经济“海啸”让许多人措手不及。39岁的护士萨曼塔·戈麦斯就是其中之一，她不得不将三个孩子从私立学校转学到公立学校。她形容说：“海啸来了，摧毁了我们直到12月之前‘正常’的生活。这是一个180度的转变。”由于学费上涨和家庭收入缩水，她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
在阿根廷，公立学校的声誉相对较低，通常只有那些无法负担私立学校学费的家庭才会选择。但近几个月来，由于经济压力，中产阶级的孩子也开始大规模地从私立学校转向公立学校。CTERA教师工会领导人索尼娅·阿莱索证实了这一现象。
戈麦斯和丈夫的失业，正是米莱为了扭转经济形势而采取“休克疗法”的结果之一。其中，比索贬值50%的措施更是加剧了通货膨胀，使得他们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如今，两人都不得不四处寻找零工，勉强维持生计。
更糟糕的是，政府取消了租金上限，导致普通家庭不得不将一半的收入用于住宿。戈麦斯一家五口因此被迫离开原来的住所，与祖母同住，六个人只能共用两张床，生活极为拥挤。然而，命运似乎并不眷顾这个家庭。就在二月，戈麦斯突然中风，这无疑给已经脆弱不堪的家庭经济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她痛苦地抽泣着说：“我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经济上的担忧、孩子们的健康、学校和日常生活都让我感到喘不过气来。”
回忆起过去的日子，戈麦斯不禁感慨万千。她记得以前自己的月收入约为460美元，那时候能够收支平衡，甚至还能给孩子们买他们想要和需要的东西。但现在，一切都变得如此艰难，生活仿佛陷入了无尽的黑暗。
事实上，阿根廷的中产阶级曾经是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羡慕的对象，他们被视为社会流动性的典范。在左派领导人内斯特·基什内尔和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执政期间，阿根廷曾迎来了一段相对繁荣的时期。据2012年世界银行报告显示，阿根廷的中产阶级在十年间实现了翻番，规模达到了1860万人，占当时总人口的43%。这一数字曾经令人瞩目，彰显着阿根廷社会流动性的活力。
然而，随着保守派政府的上台，这一局面发生了逆转。历史学家埃泽奎尔·阿达莫夫斯基指出，过去50年来，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府都在推动去工业化和高额公共债务，这对中产阶级的稳定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产阶级的衰落似乎已成定局，戈麦斯一家的遭遇只是其中一个缩影。
近年来，通胀压力持续加大，而米莱政府为应对经济危机所采取的削减公共支出举措，更是让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遭受了严重冲击。与此同时，历史学家埃泽奎尔·阿达莫夫斯基指出，自1976年至1983年独裁统治的“军事时代”以来，工资水平从未像现在这样出现过如此迅速的下降，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中产阶级的经济困境。
在米莱政府的领导下，一些曾经被视为社会福利的项目，如公共医疗保健、教育、研究资助和文化支持等，如今却被“妖魔化”，并被指责为过去所有罪恶的罪魁祸首。阿达莫夫斯基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一部分阿根廷人正在接受“新的右翼身份”，对社会福利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因此，可以说，今天的阿根廷中产阶级已经不再是那个曾经令人羡慕的“同质的阶级”，而是一个充满分化与裂痕的“碎片集合”。他们就像沉船的残骸一样，散落四处，各自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来源：亚太日报 APD NE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