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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5日，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对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行贿案作出二审判决，推翻此前一审判决，改为有期徒刑2年半、缓刑4年。自2017年2月17日被捕后，时隔353天，李在镕获释。
《华尔街日报》引用韩国民主党议员朴永进在法庭裁决后的声明称，“今天，我们再次见证了三星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在此之前，李在镕的父亲李健熙也曾两次获得总统赦免特权，其祖父李秉喆在涉嫌贪污及走私后也成功避过刑责。此外，现代起亚汽车集团会长郑梦九、SK集团董事长崔泰源均获时任总统特赦。
韩国的官商勾结史
韩国政界和财界之间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而这种官商勾结自韩国成立之初便已存在，随着多届韩国政府强力“调控”经济而愈演愈烈。
基于水原大学教授李汉九《韩国财阀史》等研究结果来看，韩国政治权力和财阀经济勾结始于国家成立之初。韩国政府将日本强占时期遗留下的资产和美国援助物资分配、转让给企业，帮助企业发展壮大。此后的朝鲜战争前后，国家对于战争和建设的需求为财阀提供了大量政府订单，使其进一步坐大。
在随后的朴正熙军政府统治时期，当时的军事领导人认为，企业界的支持对实现韩国经济的现代化至关重要。因此，韩国政府大力扶植现代、三星、大宇、SK等超大型企业。再加上当时军政府扶植哪家企业，不扶植哪家企业，往往取决政府和官员的偏好。因此，与政界人士有密切的私交就至关重要，官商勾结便在此时大行其道。如三星创始人李秉喆的父亲是李承晚的好友，SK集团会长金宇中的父亲是朴正熙的恩师，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本人与朴正熙私交甚密。
在随后的民主化过程中，韩国财阀没有停止其进军政界的脚步，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大力向政界渗透。一些大企业的总经理当上了国会议员，有的财阀的亲兄弟是国会议员。此外，财阀还利用子女婚配与议高官要员结成亲家，互相利用，互为靠山。更重要的是，当竞选涉及金钱时，企业借政治献金与政界获得了新的利益契合点，韩国政客们开始指望大财阀在政治和资金上的支持来帮自己在选举中胜出。
根据韩国法律规定，国家财政要为参选党派及候选人提供一定选举费用，公营媒体要为他们刊登一定数量的竞选广告，但是据韩国媒体报道，2000年韩国议会选举中，一名候选人在地方选举中胜出的平均花费达375万美元。这远远大于法律所规定的数额，这部分差额自然由企业来填补。2000年国会选举时，现代峨山集团支援给执政的民主党200亿韩元（检方仅查出部分），此后，现代峨山集团就获得了政府高达33万亿韩元的金融支援即优惠贷款。
沉疴难愈的缘由
韩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财阀“是不可或缺社会之恶”，韩国也出台各种法规限制政商勾结。但是数十年来政客与企业界之间的联系已经渗透到韩国社会的各个层次，韩国财阀也牢牢把控韩国经济的命脉，政府也不能将关系搞僵，因此消灭财阀变得不切实际。
不过，民众对财阀的支持已经逐渐减弱。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之时，很多民众担忧财阀的垮台将会摧毁整个韩国的经济。伴随着韩国经济的日趋成熟，社会制度的日益完善，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对这些财阀的政治权力和腐败心存担忧，同时很多韩国人也认为商业诈骗是韩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文在寅当选韩国总统可看出民众对韩国财阀势力的忧虑。以制止财阀扩张势力为竞选纲领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刚上任，就委任素有“财阀狙击手”之称的金相九出任企业监管机构公平贸易委员会主席，主抓垄断、价格操纵等不公平的市场行为。金相九是韩国强硬的财阀改革派之一，也是企业改革的长期推动者，向来主张建立透明公平的市场系统。
韩联社也指出，官商勾结并非仅凭财界努力便可杜绝。韩国社会应加强对政治权力、政府机关以及对企业经营的长期监督和监管，增强行政透明度，形成一种健康的政商关系以及官商勾结无处容身的社会环境和文化。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