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共治到社区自治：长三角共谋打造乡村振兴“软基建”

多方共治、全域管理下，天凝农贸市场以精细化管理成为四星级农贸市场。樊中华　摄

中新网上海4月19日电 题：从社会共治到社区自治：长三角共谋打造乡村振兴“软基建”

作者 樊中华

长三角正在合力探索一条现代乡村社会治理新路径，以谋求新时代乡村生态、人文、组织的全面振兴。

位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内的浙江省嘉善县天凝镇洪溪村，绿水东流，粉墙黛瓦的江南民宅掩映在满目春意中，整洁的步行道边百卉含英、稚童嬉戏，一时间让人不觉是置身乡村。

一路向东，距此20分钟车程的西塘古镇，交错狭窄的古街人流熙攘却不失恬静井然，不少游客身着汉服慢行其中，享受一日“复古”的美好时光。

这一村一镇，正是长三角村镇因绿水青山与公共服务共振而兴的缩影。

洪溪村内，幼童在池塘边玩耍。樊中华 摄

“在中国乡村，公共服务一直是‘短板’，全面脱贫之后，提升乡镇公共服务的水平就成为乡村振兴、乡镇复兴亟待解决的问题，”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学良说。

“事实上，村镇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有三难，一是基层治理缺乏合力，村民自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二是监管执法队伍力量远远不足；三是一直以来都是‘管理’而非‘服务’的理念进行治理，缺乏创新，”浙江省嘉善县天凝镇党委书记马红屏说。

为破解这些难题，2017年，天凝镇尝试性地引入了第三方企业保利物业有限股份公司(下称“保利物业”)参与市容市貌辅助管理，乡村环境政治，河道治理、安全、治安辅助管理等8项日常监管服务。

一年后，形成了企业提供包括乡村集镇四位一体保洁、社会秩序监管、市政设施维护养护等“全域化”公共服务的新模式，在全国首次实现“政府+企业”的新型公共服务管理。西塘古镇也在2020年实现了第三方企业参与的全域化管理服务。

“保利物业将城市绣花般精细化治理的‘功夫’带到了村镇，将城市有边界的社区治理拓展为无边界的村、镇环境、秩序全域综合治理，将政府部门的‘管理’改变为专业温情的‘物业服务’，让城市人文与村镇传统文化相融。”保利物业副总经理靳勤介绍说。

专业化的治理与服务让村镇环境迅速得以改变，“绿水青山”重现。在此基础上，洪溪村成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曾经“失落”的千年古镇西塘，客流量由2015年759万递增至2019年1300万，安全事故案发率下降67%，在成为5A景区的同时，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大卫看来，这一成效表明，在村镇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中，一直存在着大量的民生诉求和社会需求未被满足。“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村镇民生诉求会发生很大变化，这就要求政府在公共服务上不断创造条件。”

“过去政府是通过管理达到治理，现在更需要政府调动各方力量，实现共建共享共治，”张大卫说，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可能是引导、干预、协调或辅助等不同角色；而企业也应在治理体系中找到正确位置，如何真正进入更加复杂且更为不成熟的乡村社区，与村民形成情感的纽带，形成治理的可持续性，是需要进一步思索的问题。

上海社科院原院长张道根认为，天凝镇、西塘镇的创新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长期以来“如何在社会治理中引入市场机制，发挥好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这一被忽视的问题，“在政府治理中，行政条块的分割很难打破，但企业是没有边界的，专业的市场主体就能够冲破壁垒，做到全域化管理。”

但他同时提醒，这一模式深化下去，政府和企业要进行明确的职责界定，建立完善责任、权力、任务清单和合法合规的委托程序，避免越界或怠政等产生风险。

如何帮助村镇社区提高自治意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大都市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唐亚林进一步建议，企业在介入公共服务后，可以通过利润分享的方式撬动社区参与，例如寻找党员、社区领袖等参与社区治理并回馈一定的报酬，以此逐步构建自治共治的格局，化解政府财力、能力难以覆盖的治理“堵点”。

“村、乡、镇是中国城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载体，但乡村的振兴不是仅依靠自身可以完成的，乡镇、大城市都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张学良指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发展要义在于让“长三角人”获得幸福感，高品质的公共服务和治理就是其“软基建”，“和‘绿水青山’一样，也是未来乡村镇发展的‘金山银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