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共治到社区自治:长三角共谋打造乡村振兴“软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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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共治、全域管理下,天凝农贸市场以精细化管理成为四星级农贸市场。樊中华 摄

中新网上海4月19日电 题:从社会共治到社区自治:长三角共谋打造乡村振兴“软基建”

作者 樊中华

长三角正在合力探索一条现代乡村社会治理新路径,以谋求新时代乡村生态、人文、组织的全面振兴。

位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内的浙江省嘉善县天凝镇洪溪村,绿水东流,粉墙黛瓦的江南民宅掩映在满目春意中,整洁的步行道边百卉含英、稚童嬉戏,一时间让人不觉是置身乡村。

一路向东,距此20分钟车程的西塘古镇,交错狭窄的古街人流熙攘却不失恬静井然,不少游客身着汉服慢行其中,享受一日“复古”的美好时光。

这一村一镇,正是长三角村镇因绿水青山与公共服务共振而兴的缩影。

洪溪村内,幼童在池塘边玩耍。樊中华 摄

“在中国乡村,公共服务一直是‘短板’,全面脱贫之后,提升乡镇公共服务的水平就成为乡村振兴、乡镇复兴亟待解决的问题,”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学良说。

“事实上,村镇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有三难,一是基层治理缺乏合力,村民自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二是监管执法队伍力量远远不足;三是一直以来都是‘管理’而非‘服务’的理念进行治理,缺乏创新,”浙江省嘉善县天凝镇党委书记马红屏说。

为破解这些难题,2017年,天凝镇尝试性地引入了第三方企业保利物业有限股份公司(下称“保利物业”)参与市容市貌辅助管理,乡村环境政治,河道治理、安全、治安辅助管理等8项日常监管服务。

一年后,形成了企业提供包括乡村集镇四位一体保洁、社会秩序监管、市政设施维护养护等“全域化”公共服务的新模式,在全国首次实现“政府+企业”的新型公共服务管理。西塘古镇也在2020年实现了第三方企业参与的全域化管理服务。

“保利物业将城市绣花般精细化治理的‘功夫’带到了村镇,将城市有边界的社区治理拓展为无边界的村、镇环境、秩序全域综合治理,将政府部门的‘管理’改变为专业温情的‘物业服务’,让城市人文与村镇传统文化相融。”保利物业副总经理靳勤介绍说。

专业化的治理与服务让村镇环境迅速得以改变,“绿水青山”重现。在此基础上,洪溪村成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曾经“失落”的千年古镇西塘,客流量由2015年759万递增至2019年1300万,安全事故案发率下降67%,在成为5A景区的同时,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大卫看来,这一成效表明,在村镇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中,一直存在着大量的民生诉求和社会需求未被满足。“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村镇民生诉求会发生很大变化,这就要求政府在公共服务上不断创造条件。”

“过去政府是通过管理达到治理,现在更需要政府调动各方力量,实现共建共享共治,”张大卫说,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可能是引导、干预、协调或辅助等不同角色;而企业也应在治理体系中找到正确位置,如何真正进入更加复杂且更为不成熟的乡村社区,与村民形成情感的纽带,形成治理的可持续性,是需要进一步思索的问题。

上海社科院原院长张道根认为,天凝镇、西塘镇的创新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长期以来“如何在社会治理中引入市场机制,发挥好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这一被忽视的问题,“在政府治理中,行政条块的分割很难打破,但企业是没有边界的,专业的市场主体就能够冲破壁垒,做到全域化管理。”

但他同时提醒,这一模式深化下去,政府和企业要进行明确的职责界定,建立完善责任、权力、任务清单和合法合规的委托程序,避免越界或怠政等产生风险。

如何帮助村镇社区提高自治意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大都市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唐亚林进一步建议,企业在介入公共服务后,可以通过利润分享的方式撬动社区参与,例如寻找党员、社区领袖等参与社区治理并回馈一定的报酬,以此逐步构建自治共治的格局,化解政府财力、能力难以覆盖的治理“堵点”。

“村、乡、镇是中国城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载体,但乡村的振兴不是仅依靠自身可以完成的,乡镇、大城市都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张学良指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发展要义在于让“长三角人”获得幸福感,高品质的公共服务和治理就是其“软基建”,“和‘绿水青山’一样,也是未来乡村镇发展的‘金山银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