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该不该给言论极端分子露脸的机会？

作者：莱昂内尔·巴伯

正规媒体该不该给言论极端分子露脸的机会？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这似乎已经是摆上台面的问题了。曾担任美国白宫首席战略师、总统高级顾问的史蒂夫·班农就被认为是这样一位言论极端分子，所有批评的声音都声称他应该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异常危险、巧舌如簧的煽动者”。

近日，英国《金融时报》在一次活动上邀请了班农这位“异常危险”的“煽动者”接受访谈，也因此招致了不少读者的批评，甚至有人决定退订这份报纸。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该报总编辑莱昂内尔·巴伯(Lionel Barber)就此怎么说的。

为什么要采访史蒂夫·班农？

一封读者来信命中了重点。由于英国《金融时报》决定在于纽约举行的“新闻的未来”(Future of News)活动上邀请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读者贾斯丁·夸克(Justin Quirk)准备取消订阅。

“我极其尊重和享受阅读你们的报纸，而且多年来我一直这样，我接受在公共平台上传播不同见解的必要性，但此事越线了。他是肆意破坏的种族民族主义者，最近开始支持性侵害者（阿拉巴马州的罗伊·摩尔(Roy Moore)），并且鼓励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的支持者自豪地在身上印上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标语。”

我们这位沮丧的读者总结道：

“一份严谨的报纸不应该对推动他的个人形象起到丝毫作用，我不愿意为这个灾难性的决策失误付出一分一毫。”

我的回复虽然礼貌但很坚定。去年班农也应邀参加了“新闻的未来”活动。如今他仍是一位著名媒体人物，曾经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领导的白宫扮演重要角色，并且帮助特朗普赢得了2016年总统大选。他不会因为出席此次活动得到报酬。他将在台上接受我的现场采访。

在新闻报道班农受邀后，社交媒体上批评我们的帖子纷沓而至。所有批评的声音都声称他应该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一名同事在给我的信中形容班农是异常危险、巧舌如簧的煽动者。

“我理解言论自由的主张，也知道反对不给任何危险人物发言平台的观点的力量。然而，我想知道，我们会邀请比如说曾发表仇恨言论的穆斯林阿訇（即使他创办了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网站）来参加FT会议吗？”

在我将近40年的新闻从业生涯里，我采访过很多具有争议性的人物。作为总编辑，我曾经采访过卢旺达的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哥伦比亚的阿尔瓦罗·乌里韦(Alvaro Uribe)以及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等强人。或许可以说他们每个人的手上都沾满了鲜血。这些人都对自己或部下的行动进行过辩护，称这是对种族灭绝凶手、毒品贩子或俄罗斯的国家敌人采取的必要反应。我从来没有对潜在的采访对象进行过政治评判。这种事永远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但现在是非同寻常的时刻——政治分化达到新高度，而自由民主似乎正在被围攻。

因此，本着公民话语和新闻事业的精神，这个问题值得再问一遍：采访的意义是什么？如果采访对象是一名训练有素的雄辩者，采访是否有时会完不成这一使命？

过去两周，我有充足的时间思考该问题，在FT三次活动上进行了7次采访：我们在洛桑的大宗商品会议；我们在纽约举办的“新闻的未来”会议；以及不久前举办的“FT周末牛津文学节”(FT Weekend Oxford Literary Festival)——当时我采访了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前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

当然，采访的初衷从未改变：获取信息。但用英国广播公司(BBC)前总裁约翰·伯特(John Birt)的话来说，采访也是“检验人们说法”的机会。采访可能是对事件的某个叙述版本或某种政治哲学的检验。对于曾担任过美国海军中尉、曾就职于高盛(Goldman Sachs)、也曾在好莱坞担任电影制作人、而后转型为煽动型政治战略师的史蒂夫·班农而言，以上目的均适用。

如今，现场采访也是新闻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活动提供了在数字平台上向全球观众实时生成“内容”的机会。采访还可以反击科技对受众的日益过滤，这种过滤会为思维类似的人产生过滤泡沫，这些人常常与持不同观点的人争吵。

这些泡沫与数字媒体发行的新生态系统有关，该系统由Facebook和谷歌(Google)这类强大的聚合搜索引擎所主导。算法和数据分析被用于识别吸引成千上万个子群体（根据宗教、政治信仰或对电视剧和音乐的品味等界定性特征划分的群体）的热点事件。

这些群体划分究竟表明了健康的多元化趋势、还是意味着制造分裂和不容忍的危险回声室，这个问题尚无定论。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网络效应的力量日益引发争议，近期涉及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和Facebook的数据挖掘丑闻就凸显了这一点。5000万Facebook用户的信息落入剑桥分析的手中——这是一家政治广告公关运营公司，曾参与英国退欧和特朗普竞选，而后者成就了班农最杰出的胜利。

我们首次见面差不多正好是在一年前，当时FT在椭圆形办公室采访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班农邀请我们参观了他的“作战室”——位于大厅尽头的一个小办公室。正对着的两面墙上各挂着一块白色的写字板，在“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标题下写满了竞选承诺和政策。最引人注目的是：废除“奥巴马医改”(Obamacare)、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标签、雇佣美国人、以及改变会计准则。当时的班农（如今已经64岁）蓬头垢面、衣冠不整、头发花白、胡子拉碴。他口才出众，对话中夹杂着各种军事比喻，还有“怯懦的全球主义者”等令人难忘的话。中途某个时候，时任白宫幕僚长的雷恩斯·普里巴斯(Reince Priebus)走进来查看访客。班农挥手让他离开。

采访班农（尽管是非正式的）给我们带来的有关特朗普政府的信息，远远超过我们那天在华盛顿进行的任何对话。班农给出了他对于权力和哲学的见解，为我们采访特朗普提供了非常好的背景信息。

时移世易，如今怎样呢？班农不再接近权力（他在去年8月辞职，不过他那时也即将被迫离开）。在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f)描写特朗普政府内部纷争的《火与怒》(Fire and Fury)出版后，班农的右翼新闻/宣传网站Breitbart News也与他撇清了关系。班农并不否认他是该书内容的一个主要来源。

那么，接着说说我们读者的另一种批评：邀请这样一位失业的民粹主义贩子来参加现场活动，到时他的观点不能通过经过斟酌的纸面采访来调整或编辑，从而可能加强他的合法性，这样做是否正确？

我不久前在曼哈顿见班农时，这位特朗普的前首席策略师刚刚结束了一轮极右造势路演，地点包括巴黎、罗马和苏黎世。他与德国新选择党(AfD)领导人阿莉塞·魏德尔(Alice Weidel)举行了会谈，与法国国民阵线的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一起站台，并与意大利极右翼的联盟党(La Lega)举行会晤（有趣的是，他敦促他们埋葬分歧，与左翼的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组成民粹主义联盟）。

班农是一个无视传统政治标签的反叛者。有人称他为右翼列宁主义者，煽动民众猛烈抨击“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大政府、大科技和大金融合谋制造他所称的“新农奴制”。“他们绝对控制我们的疆界，他们让你们手中的货币贬值，他们矮化你们的公民身份，并以数字化方式对待你的人格。”

原定25分钟的采访延长了几乎一倍。我提出了几个尖锐问题。当我让他谈一谈Breitbart News用户数量急剧下降的原因时，班农瞬间一脸震惊。当我让他解释自己对墨索里尼(Mussolini)的迷恋时，他给出的答案不是很有说服力。

班农曾在《旁观者》(Spectator)杂志的一次精彩采访中表示迷恋墨索里尼，赞扬这位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的活力和时尚感。作为回应，我引用了墨索里尼与情妇克拉拉·贝塔奇(Claretta Petacci)的私人通信，他在信中把犹太人形容为“猪，一个注定要被彻底消灭的民族，我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有这种感觉”。

当我就马琳·勒庞和他对她的支持者的评论质疑班农时，他也有点坐不住了。“让他们叫你种族主义者好了……把它当作荣誉勋章。”碰了碰我的胳膊（他在采访中多次重复这个动作，不是出于喜欢，而更像是一种权力展示），班农反驳道：“我并未说过我支持她说的一切……我相信犹太-基督教的信条，即人类堕落了。我们并不完美。我也不完美。”

一个让人放松警惕的免责声明，但这让我想起了一句古老的法国谚语——“理解一切便宽容一切”。当时能用这句话回应他就好了。

已故大师级主持人戴维·弗罗斯特爵士(Sir David Frost)曾说过，最优秀的采访者能够让采访对象放松，并以一种让人放松戒备的方式提出尖锐问题。但采访者也必须为所有突发状况做好准备，越过所选话题，与受访者一起进入不熟悉的领域。“你永远不要逃避回应他们的回答。”他说。

从这个意义上说，采访就像舞台上两个演员的表演，两人必须互相配合，填补中间的停顿和沉默。移情和即兴发挥的能力与演员的台词以及采访者预先准备的问题一样重要。（在此透露一下：我把这一见地归功于我在纽约做演员的儿子达什(Dash)。）

这个剧场空间是一个世界，除了一些采访者如今很喜欢的冷嘲热讽、插嘴和全面对抗。就像一场决斗，劲爆的场面可能带来短暂的娱乐价值。抨击一个被采访者或许可以让观众中的某个选民群体满意（尽管这可能会激怒另一个群体，并最终疏远沉默的大多数）。总的来说，这肯定不会服务于大众利益。

当我上上周六晚上和默文·金勋爵坐在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的谢尔登剧院(Sheldonian Theatre)时，我突然有了这些想法。不可避免的是，这里宏伟的古典建筑让人不由自主地庄重起来，甚至让讨论的题目有了严肃性：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和遗产。

金勋爵语速快、坦率、思维缜密。但访问真正开始，是当我请他解释如今的“大悖论”——全球经济强健的同时民粹主义、强人政治兴起，以班农、特朗普以及中国领导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人为代表。

他停顿了一下。实际上，金勋爵表示，全球经济可能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健康。除了关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原始数据外，银行体系（尤其是欧洲）还存在尚未解决的薄弱之处；但最重要的是，政客们需要关注发达民主国家的生活水平，它们仍远低于若没有10年前那场金融危机如今本来可能达到的水平。

失控的移民和不受约束的自由贸易也在民粹主义的崛起中发挥了作用。他表示，政客们在全球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方面并未说实话。精英们花了太长的时间才想起被遗忘的群体。

“你说的听起来像唐纳德·特朗普。”我半开玩笑地说。这位英国央行前行长有点窘迫地笑了，然后强调了诊断和开处方的区别。

这是一个宝贵时刻，揭示了对话的重要性和此次采访的价值。亲爱的读者们，但愿这一时刻能持续下去，因为我们必须不断地互相沟通。

（来源：思想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