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兴亚人：没有国籍的人

史若德（Barbet Schroeder） 是一位伊朗裔瑞典籍的电影兼纪录片导演。七十年代，他曾亲眼目睹并用镜头记录下乌干达当时的军事独裁者伊迪·阿明下达一系列令人发指的命令，屠杀政敌，驱逐乌干达亚裔居民，震惊全球。

几十年过去了，这位导演用镜头记录了一个让他更为害怕的人。不同的是，这一次，眼前这个人并非政治领袖，而是缅甸一个极富盛名、追随者众多的佛教徒领袖——阿欣威拉杜（Ashin Wirathu）。

阿欣是缅甸文化中加在僧侣名字前面的称呼，以示尊敬。威拉杜是这位佛教徒领袖的名字。然而，尊称并不能抹掉恐怖的现实。史若德在法国戛纳电影节接受采访时说：“我不敢叫他全名， 光是叫他的名字就让我觉得害怕。我还是把他叫做W吧。”

这不禁让人想起J.K. 罗琳笔下的伏地魔，那位虚构世界中“最危险的巫师”给他的名字下了咒语，任何念他名字的人都会被追踪到，只有几个魔法高强的巫师才敢直呼其名。而事实上，恐惧，才是那个封印名字最强大的魔咒。

这位被史若德称作W的人，在国际上还有另一个称号，那就是“缅甸本拉登”。但最让人觉得讽刺的是，这位“缅甸本拉登”号召他的信徒和追随者们仇恨并且驱逐的对象，正是长期生活在缅甸的罗兴亚穆斯林。

在现代民族国家林立的世界森林中，罗兴亚穆斯林是一群没有国籍的人。目前，他们在缅甸西南部若开邦与孟加拉国之间，蜷缩在难民营中，望着国境对岸的家园被劫掠烧毁，而他们就像这片大地的孤儿，流离失所。

当欧美大部分报道都集中在跨过地中海进入欧洲的难民时，很少有人意识到，在缅甸这个总人口为5000多万的国家，大约总人数130万的罗兴亚人，自从1982年以来，就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难民危机，直至今日。

罗兴亚人是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世界在问，罗兴亚人也在问。

有关罗兴亚人的来源，有一种说法将他们的起源推到了伊斯兰教扩张时期 。罗兴亚人的祖先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孟加拉人、北非摩尔人和缅甸土著混合而成 ，长期生活在如今的缅甸和孟加拉国沿海地区。

若开邦位于当今缅甸共和国西南部，与孟加拉国一衣带水。该邦的若开山脉像一把刀，不仅从南切割到北，更使得邦内土地成了宝贵的资源。“若开”这个名字来自巴利语，意为“食人魔之地”。那些所谓食人魔，指的大概是当地的原住民，他们个头矮小，浑身黝黑，长期生活在山脉、海洋和岛屿之间。

自从八、九世纪以来，穆斯林商人们凭借他们高超的航海技术和星象知识，利用季风和航船，在印度洋沿岸经商，往东最远到达中国的广州和泉州，往西抵达马达加斯加附近群岛。当他们到达印度洋拐角处的这片绵长的海岸线时，一部分人留了下来，或与当地原住民的结合，逐渐出现了一群信仰伊斯兰教、讲着孟加拉语的罗兴亚人祖先。

另一种说法则从英国殖民者和缅甸军政府的角度出发，认为现代缅甸境内罗兴亚人的历史源起于英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殖民统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若开邦另有其名，叫做阿拉考（Arakan）。这片土地上的人杂居而处，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锡克教、本地原住民的宗教，不一而足。这很大程度上是政权不断更替的结果。

阿拉考曾经一度被印度人占领，在伊斯兰化后，它成为一个独立王国，拥有印度洋沿岸重要的港口，商业的繁荣也使得阿拉考地区拥有了令人羡慕的财富和实力。十五世纪初，缅甸人一度将阿拉考纳入版图，但几十年后，阿拉考的国王在孟加拉苏丹的帮助下，夺回了政权。直到1784年，当时的缅甸国王再次将阿拉考纳入版图。

当葡萄牙殖民者发现阿拉考时，他们把这个地方叫做“阿拉考”（Arracao）。没错，当年的澳门（Macao），在葡萄牙殖民者的口中，也带有这个“考”（-cao）的尾音。葡萄牙人按照自己的观察，把妈祖庙与他们语言中代表港口的词尾结合，给原本在中文里叫做“濠镜”的小岛，生生地嵌入了葡萄牙语的印记。

如果“命名”这个行为如同制图一样，宣布的是一种对于现实的占有及统治，那么殖民者们确实是成功的。葡萄牙人对“阿拉考”的命名，经由荷兰东印度公司传播到了欧洲，在无数西方航海家的地图和传说中，都沿袭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说法，但又基于各自的语言稍作改动。

在命名、制图和占领殖民地方面，英国殖民者无疑后来居上。1824年， 英缅第一次战争爆发。缅甸贡榜王朝战败，于1826年签署了“杨达坡条约”（Treaty of Yandopo）。该条约规定，贡榜王朝将阿拉考地区割让给英国。自1824年以来，至1886年第三次英缅战争结束，缅甸一步步成为了英属印度的一部分。 在英属东印度公司垄断印度洋贸易的同时，他们把充满葡萄牙语色彩的“Arracao”英语化，改为“Arakan”，也就是若开邦的前身。

作为殖民计划的一部分，英国殖民者鼓励从在缅甸统治期间逃到英属孟加拉国的穆斯林回迁，从事农业生产。不少移民从孟加拉国东南沿海的吉大港（Chitaggong）出发，通过海路到达缅甸西北部的阿拉考（现今的若开邦），由于他们的民族、语言和来源地，他们在殖民记录上也被叫做“孟加拉人”（Bengalis）或“吉大港人”（Chittagongians）。

“孟加拉人是一个节俭的民族，对他们而言，付税不是问题，但对于阿拉考本地人而言，交税就是一个大问题……[孟加拉人]并不像阿拉考人那么沉迷于赌博和抽鸦片，因此他们逐渐就超过了阿拉考人[的经济地位]。”

在这份1888年的政府报告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英国殖民者对于孟加拉人的评价。简言之，他们勤俭节约，无不良嗜好，不像当地人易于反抗，还是某种理想的农业生产者和纳税人。鉴于此，英国不断支持并推动孟加拉国和缅甸之间的人口流动。这种大幅度、常规性的人口流动使得缅甸西北部沿海成为十九世纪中叶世界出口大米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然而，英国的殖民统治深刻地改变了阿拉考当地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经济上，印度人大量进入缅甸，控制了缅甸的经济命脉，缅甸成为了以稻米为单一作物的殖民地，同时出口木材、石油和锡矿。 政治方面，缅甸被“分而治之”，当地村子里的权利结构被打破，由英国政府赋权的村议会有了更多实际权力，这使得原来的长老政治和与之共生的僧侣集团极其不满。新来者大多为季节性移民，他们不少信仰伊斯兰教，在边境的荒地上开辟了新的村庄。 清真寺的凝聚力使得新村庄里的宗教、政治精英成为了村议会的主力，并快速适应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文化上，大规模推行的英式教育严重影响到僧侣集团对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的控制，这也进一步驱使僧侣集团成为缅甸民族主义和反殖民地主要力量之一。

英国殖民时期制作的缅甸地图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改变这并不代表当时孟缅边境的穆斯林和佛教徒水火不容。缅甸穆斯林中也有大量民族主义者，希望通过合法的方式见证缅甸的独立。恰恰相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矛盾爆发之处大多在缅甸的仰光地区和其他主要城市，而冲突双方也往往是缅甸民族主义者和为英国殖民者代言的印度人。这一点，从英国作家奥威尔的经历和作品就可见一斑。

1922年至1927年，以《动物农场》蜚声世界的作者乔治奥威尔还是大英帝国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殖民地警察。在他任职期间，印缅族群冲突激化。缅甸社会不再是他孩提时代母亲口中充满异域风情的国度，而是一个偷窃案、抢劫案、强奸、谋杀案频的地方， 让奥威尔作为一个普通的殖民地警察既应接不暇，又产生了作为殖民者文化一员的深深罪恶感。

在奥威尔离开缅甸后不久，他带着“必须为之赎罪的庞大重负”，写下了他的处女作《缅甸岁月》。书中臃肿腐败、乱象众生的缅甸政治在现实中接着发酵，英国政府为了应对缅甸人持续的反印抗议，于1937年宣布缅甸不再是英属印度的一部分，而是大英帝国的独立殖民地。殖民者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平息怒火，但随之而来的二战却使得缅甸局势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能控制的范畴，也为罗兴亚人的悲剧进一步埋下了伏笔。

1942年至1943年间，英国从缅甸撤退到英属孟加拉国和印度，日本军队从印度洋沿岸登陆，占领缅甸边境。在殖民权力更替期间，边境的权力结构出现真空，陷入了一种近乎无镇府主义状态，各种势力趁势而起，其中包括英国暗中扶植的以缅甸穆斯林为主的V支队，还有日方扶持的昂山将军带领的缅甸国民军。而罗兴亚人的命运也正是在这场权力斗争中，一步步走向了悲剧。

其中，英国殖民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日本殖民者刚入侵缅甸时，英国暗中培植V支队，通过他们进行游击战，收集情报，协助翻译。英政府向参与反日的缅甸穆斯林们开了一张空头支票，答应在战争结束后帮助他们将阿拉考北部纳入巴基斯坦。

英国政府并未兑现他们的承诺 。二战期间，英国当局采取一贯马基雅维利式作风，以自我利益最大化来制定亚太政策。在日本占领缅甸后，僧侣集团组织武装游击队，与日军合作，反对英国殖民政府。后来，这些亲日武装并入了昂山将军领导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并在日军支持下，宣布缅甸从英国独立。但随着亚太战区形势的变化，昂山转投英美同盟。自1944年开始，英国开始支持昂山。1948年，英国议会正式承认缅甸独立，缅甸联邦就此成立。

战后，一位英国殖民地官员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此写道：“在那三年当中，那些少数族裔是给予我们帮助最多的人，但他们也是在战后重建政府过程中最容易被忘记的人。他们不应该被忘记。作为曾经接受过他们帮助的人，我们所有人都有义务记住他们。”显然，这位同奥威尔一样有着“必须为之赎罪的庞大重负”的殖民地官员，不幸言中了罗兴亚人被遗忘的命运。

独立后，阿拉考被命名为若开邦（Rakhine），该地的穆斯林也相应地称自己为罗兴亚人（Rohingya），试图在独立民族国家过上新的生活。但是，缅甸作为二战后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动荡。殖民地时期造成的不健全的政治经济体制，客观上使得原来的对外矛盾转化为对内的冲突。作为主流族群的缅甸人和主要宗教的佛教徒开始将社会经济问题归咎于内部的少数穆斯林群体，尤其是殖民时期生活在边境的罗兴亚人。

主张驱逐罗兴亚人的缅甸僧侣阿欣威拉杜

1962年，缅甸军政府通过政变上台，开始实施一系列“国有化”政策。1962年至1987年间，大量印度裔、巴基斯坦裔商人离开缅甸，逃避军政府的压迫。罗兴亚人并未离开，也就成为了1982年公民法的首要受害者。1982年，缅甸军政府修改公民法，从法律层面规定，凡是在第一次英缅战争（1824年）之前非缅甸原住民均属非法移民，不能获得合法公民身份。由于政府将罗兴亚人全部划分为孟加拉国移民及其后裔，这条法律就在实质上彻底剥夺了罗兴亚人的公民权。

人称“以色列的撒切尔夫人”的果尔达·梅厄（1898-1978）在接受采访时谈及巴勒斯坦人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他们不存在。”类似的话，也在当代反罗兴亚人的缅甸佛教徒口中不断重复。当问及他为何反对罗兴亚人时，一位佛教徒领袖直视着半岛电台纪录片制作者的镜头说：“我认为罗兴亚人不存在……因为他们不遵守我们的法律。”

尽管缅甸政府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以这种看似“合法”的方式否认罗兴亚人的存在，但他们无法否认历史的复杂性。殖民时期的缅甸穆斯林作为少数族裔，无论是世代居住在当前缅甸境内的穆斯林，还是后来迁入定居的孟加拉移民，都和主流社会一样，为边境的开发付出了世代的辛劳，既同佛教徒产生过冲突，也长期与不同族裔和平相处，既为英国殖民者所用，也为支持国家独立而战。命运的摆布使得这些生活在后殖民时代的平凡人陷入了极其悲惨的境地。他们没有国籍，过去模糊不清，未来惨淡无望。

回顾罗兴亚人的命运，我们不禁要问：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当中，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否一定要以牺牲一小部分普通人的正常生活为代价，来塑造自我神圣不可动摇的地位？下一批没有国籍的人，又会是谁？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